1949年12月，贺龙会见起义的国军中将裴昌会，为了打消他的疑虑，说：“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的人不算血债。”
裴昌会是山东潍县人，保定军校八期生，毕业后在“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任职。孙传芳被北伐军击败后，裴昌会走了保定军校同学陈诚的关系，获得老蒋召见，被任命为团长。
胡宗南当了第一军军长后，将裴昌会纳入麾下，随着胡宗南军职的升高，裴昌会也不断擢升。胡宗南当第一战区长官时，裴昌会是副长官，胡宗南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时，裴昌会是副主任兼兵团司令。
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宗南对裴昌会这个左膀右臂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48年，胡宗南在宜川战役惨败后，为挽回颓势，命令裴昌会率部参与西府战役。
裴昌会内心抵触，却又无奈领命。在行军途中，他故意放慢行军速度，不断以道路难行、补给不足为由拖延。
胡宗南的催促电报一封接一封，裴昌会拿着电报，眉头紧锁，对副官叹道：“如此盲目进攻，不过是白送弟兄们的性命，可胡长官却不顾现实，一味催逼。”
西府战役打响后，裴昌会指挥部队与西北野战军交锋，裴昌会内心很是挣扎。他一面应付着胡宗南要求全力进攻的命令，一面又暗中指示部下，避免与解放军进行无谓的殊死搏斗。当部下请示是否要全力冲锋时，裴昌会犹豫片刻，说：“不可莽撞，且先观察动向，不可贸然损耗兵力。”
战后，有人向胡宗南密告裴昌会，说他“消极避战轨”，胡宗南疑心大起，之后，在部队的调动和补给上，常常绕过裴昌会直接下达指令，裴昌会手下的一些军官也被频繁调动，安插进了胡宗南的心腹。裴昌会察觉到了这一切，满是无奈与愤懑。
一天，裴昌会的副官匆匆来报：“司令，刚接到通知，咱们的补给路线临时变更，物资也削减了不少。”
裴昌会愤怒地将手中的文件摔在桌上：“胡主任这明摆着是对我起了疑心，如此下去，部队还如何作战。”
在壶梯山、大荔以北诸战役中，裴昌会的部队损兵折将。胡宗南得知战况后，大发雷霆，在电话中对裴昌会怒吼：“裴司令官，你究竟在搞什么？为何屡屡战败，损我兵力。”
裴昌会强压心中怒火，回道：“胡主任，我军已尽力，如今士气低落，若再强行打下去，恐有全军覆没之险。”
胡宗南不听解释，大骂裴昌会。
北平起义后，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李文，乘飞机逃回南京，面见老蒋后，被派去给胡宗南当副手。
李文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两人私交很好。胡宗南对裴昌会已不再信任，不愿让他再指挥兵力雄厚的第五兵团。李文的到来，恰如一场 “及时雨”，给了胡宗南调整兵权的绝佳机会。
不久后，胡宗南在军事会议上宣布，第五兵团司令官，由李文担任，裴昌会调任第七兵团司令官。
胡宗南煞有其事的解释说：“这样是全盘考量，第七兵团刚刚重建，只有裴副主任这样大将去主持，短期内才能形成战斗力。
裴昌会心中明白，这是胡宗南在借机打压自己，但也只能无奈的说：“是，胡长官，我服从安排。”
李文有些尴尬，对裴昌会说：“裴兄，多有得罪，日后还望多多指教。”
裴昌会面无表情地回了句：“好说。”
由主力兵团调任重建兵团，裴昌会掌握的部队实力，大不如前，在胡宗南集团中的地位，被李文超越。
1949年7月，裴昌会率残破不堪的第七兵团从川陕公路入川时，派人和解放军一野总部取得联系。
彭德怀司令员考虑到一野下一步的进攻重点是西北，而裴昌会部已入川，且居于胡宗南集团入川部队的中间，这个时候起义，时机既不成熟，难度也很大，便派人转告裴昌会，让他到四川后，等待机会，在解放军二野大军入川后，再行联络起义。
12月，胡宗南见大势已去，带着参谋长罗列等亲信，乘飞机逃离成都，让李文代为指挥成都周围的五个兵团。
李文名不正言不顺，指挥不动其他四个兵团司令官，根本无法驾驭局势。
裴昌会见状，积极策划起义，12月23日，他召开会议，向参会的师以上军官宣读了起义决定，会后正式发表通电。
起义两天后，贺龙司令员带着几个警卫员，来到德阳市的孝泉镇，和裴昌会会面。
见面后，贺龙开门见山地说：“先把话讲明白，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过去战场上的拼杀，大家各为其主，那些不能算在个人头上。如今你率部起义，弃暗投明，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大好事。”
裴昌会听后，原本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不少，对贺龙的坦荡与大气也多了几分钦佩。
裴昌会感慨万千，回想起自己此前与胡宗南的种种周旋，不禁打开了话匣子，如实讲述了他在起义前，内心的挣扎。
贺龙听出裴昌会的话中，隐含着担忧，说：“裴将军，你放心。我们对待起义部队和将领，向来是真诚的、负责的。对于起义部队，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改编，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
两人相谈甚欢，仿佛多年未见的老友。贺龙离开时，邀请裴昌会，随后跟他一块参加成都解放的欢迎仪式。
此次会见，不仅让裴昌会吃下了 “定心丸”，更为后续起义部队的顺利改编和安置奠定了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