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黄旭华父亲病逝，他不回家奔丧，母亲大骂他不孝，此后几十年他都不回家。

1961年，黄旭华父亲病逝，他不回家奔丧，母亲大骂他不孝，此后几十年他都不回家。27年后，母亲无意看到一份报纸，看完后嗷嗷大哭，说：“这几十年我错怪旭华了！大家要谅解他” 黄旭华，1926年出生于广东汕尾市的一个小渔村。 黄旭华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医生，成长在医学世家的黄旭华，原本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医生，跟随父母治病救人。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他中学时期——国家屈辱的历史让他对医学的热爱渐渐冷却，取而代之的是对祖国未来的强烈责任感。 黄旭华的命运，仿佛与海洋有着不解的缘分。 后来，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的造船系，正式迈入了造船与航海的领域，每一步的走来，他都在努力寻找一个机会，去为祖国的未来拼搏与奋斗。 而这一步步的拼搏，也最终将他引向了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核潜艇的设计与制造。 1958年，中国正式启动了核潜艇的研发计划，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面对着世界封锁，缺乏任何可供参考的技术资料，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只能靠着自己一点点摸索前进。 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和科研水平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正如黄旭华所回忆的：“当时，我们连核潜艇应该长什么样都不确定。”对于这一困境，黄旭华和团队并没有被束缚住手脚，相反，他们将困境转化为挑战，依靠他们有限的智慧和创造力，从零开始，寻找突破口。 直到有一天，团队从国外带回了两个“华盛顿号”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这两个小小的模型成了他们的关键参考资料。 虽然只是玩具，但它们精致的构造和复杂的内部结构却为团队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经过细致的拆解和研究，黄旭华发现，这些模型与他们初步设想的设计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为潜艇的外形和技术细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然而，这只是成功的开始。 为了克服没有现代化仪器和计算机的困境，黄旭华和团队依靠的是最原始的计算工具——算盘和计算尺。每一次数据的计算，他们都不敢怠慢。 特别是对于潜艇的核心数据，团队成员们成群结队地进行反复计算，以确保每一个细节都无误。 黄旭华回忆说，许多时候，他们是两组人同时计算同一个数据，直到两个组的结果一致，才敢确认。 这种艰难而精确的计算方式，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但却在一个个关键环节上为设计方案的落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核潜艇来说，哪怕是微小的误差，都会影响到最终的性能和安全。 为了确保每一个零部件的准确性，黄旭华和团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使用磅秤来称量潜艇的每一个部件，确保每个设备的重心计算精准。 甚至连一些边角的零件，也需要通过磅秤进行精确测量。 虽然这种方法看似简单甚至有些原始，但它却直接影响到了核潜艇的重心平衡，确保了最终设计中每个部分的协调与稳定。 但最难的，始终是技术的突破。对于黄旭华来说，真正的挑战不仅仅是如何设计一个潜艇，而是如何突破核潜艇研发中的七大核心技术：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人工大气环境、惯性导航系统等，任何一个环节的技术瓶颈，都可能导致整个项目的失败。 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水平还远远无法支撑这么复杂的科研任务，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项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黄旭华和团队并没有畏惧，他们只知道一个事实——无论多么艰难，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 1970年12月26日，这天，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终于成功下水。 当那艘庞大、沉默而又充满力量的潜艇从水面缓缓升起，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寂与期盼，黄旭华的内心也在那一刻爆发了无尽的情感。 他站在那里，看着这艘象征着中国自主研发能力和国防实力的核潜艇，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在那一瞬间，他的心中涌现的，不仅是成功的喜悦，更多的是多年来无数个日日夜夜坚持与奋斗的回报，是团队的每一个成员，甚至是无数个未曾回家的亲人们，在这艘潜艇的背后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与奉献。 黄旭华常常回忆道：“从计划开始立项，到今天，我们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造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核潜艇。” 直到1974年8月1日，这艘在海水中深藏无声力量的核潜艇，终于以“长征一号”的名字正式列入中国海军的战斗序列，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全球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中国的海上战略防线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成为了能够进行二次核反击的强大保障。 黄旭华在这条艰难的科研道路上，他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无数个孤独的时刻，而最大的牺牲，就是他长达30年的隐姓埋名生活。 那些年，他没有陪伴妻儿，没有回去照看生病的父母，也没有见证自己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他的心里并不后悔，他知道，正是因为自己在这三十年中的隐忍与牺牲，才换来了今天中国核潜艇的成功。 家人从未知道他的具体工作，直到1987年，他的身份才通过一篇报道公开。 黄旭华的母亲看到那篇报道时，满脸泪水，她终于知道，自己的儿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这片海疆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