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3岁的地下党员沈安娜正做着会议记录，忽然堂上一声断喝：“下面的内容都不要记了！”沈安娜立即停笔，会议一结束，她立刻到洗手间默写会议内容，用一根笔杆子，搅动了敌人所有计划。 沈安娜，原名沈琬，1915年生于江苏泰兴的一个文化世家。 1932年，沈安娜与她的姐姐沈伊娜一同离开了他们的家，前往上海，希望在这个被视为现代化象征的大都市中寻找更多的生活和发展空间。 1934年春节，沈安娜与姐姐由于无法负担回家的费用，留在了上海。那时，她们通过访问一位老师的家中，无意中遇到了几位前辈和校友，这一遭遇让她们了解到了更多关于改变现状的可能性。 在被介绍给共产党的思想后，沈安娜与姐姐沈伊娜受到了极大的启发。沈伊娜很快与校友舒曰信结为了革命伴侣，而沈安娜则因家庭经济困难选择了辍学，并决定学习速记，希望通过这一技能为自己赢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她在速记学校表现出色，不久后被浙江省政府录用为实习速记员。 沈安娜在工作中的表现让她迅速获得了信任和晋升的机会，但她始终坚持着对共产党的忠诚。她被分配到省政府秘书处，开始了秘密情报工作。她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技能，开始收集关于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这些情报对抗战中的共产党非常有价值。 为了保护自己的真实身份，沈安娜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与社交花无异，她穿着时尚，参与高层的社交活动，与国民党的高官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种身份的双重性让她能够更有效地完成任务，同时也为她带来了不少风险和挑战。 沈安娜的工作不仅限于收集情报，她还利用各种机会将这些情报安全地转移到党的手中，包括使用隐形药水、假装旅行等方式。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沈安娜与华明之结婚，并继续他们在敌后的情报工作。 1938年，随着国民党机关从南京撤退到重庆，沈安娜也随之转移，但她的身份是一名隐蔽的共产党员，她的任务是在敌营中搜集情报。 沈安娜的日常工作包括参与国民党的高层会议，并担任会议的速记员。这一职位使她能够接触到许多机密文件和重要讨论，这些都是对抗战极为重要的情报。通过她的笔记，许多关键信息被加密后传送到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直至毛泽东的手中。 沈安娜深知自己的工作对革命的重要性，但同时，她也渴望能公开身份，像许多她年龄的革命青年那样，前往延安参与更加直接的抗战活动。然而，周恩来与邓颖超曾亲自与她会面，强调她在国民党内部的作用不可替代。他们告诉沈安娜，她如同敌人心脏中的一把火，必须继续她的隐蔽工作。 沈安娜的夫妇生活也极为不易。她的丈夫华明之同样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两人相互支持，共同承担这份危险而重要的任务。在这样高压和密集的环境下，他们的婚姻不仅是家庭的结合，更是革命路上的坚强后盾。 1939年，沈安娜的工作得到了新的指导。周恩来安排卢竟如来指导沈安娜夫妇的工作。卢竟如自己也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她的加入给沈安娜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支持。在卢的帮助下，沈安娜最终成功申请入党，正式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这一过程虽无仪式，却对沈安娜意义重大，她视之为对自己信仰和选择的最大肯定。 1941年10月，怀孕期间的沈安娜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她需要收集关于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的情报。尽管她已经开始休产假，沈依然返回工作岗位，假借协助同事的名义搜集所需的资料。 在这一过程中，沈安娜发现了一份由何应钦提交的绝密级别文件，题为《对共产党的处理问题的提案》。为了不引起注意，她只能每次经过秘书的桌子时匆匆浏览两页，然后依靠记忆在办公室里速记下来，直到整份文件被完整地记录下。 沈安娜的任务虽然成功，但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和身体劳累使她的健康大受影响。即便如此，更大的危险仍悄然逼近。1942年，沈安娜的直接上级徐仲航突然被捕，她与丈夫华明之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面对绝望的局面，沈安娜夫妇只得编造孩子生病、需要归还借款的借口，试图通过信件恢复与组织的联系。 不料，这封信引来了两名特务，他们持信质问沈安娜为何向徐仲航借款。机智的沈安娜随即提出应向朱家骅秘书长报告此事，利用朱家骅的职务和权威压制住特务。尽管如此，沈安娜夫妇依然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在随后的几年里，沈安娜夫妇继续在重庆红岩村附近的住所从事情报收集工作。每天白天搜集，晚上抄写，他们始终期待着同志的到来，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段期间他们一直未能与组织恢复联系。 解放战争期间，沈安娜的工作再次得到了认可，她及时向中央汇报了国民党的动向，为党在和谈和战斗中取得优势提供了重要情报。1949年，随着解放军逐渐南下，沈安娜与丈夫被指示留在上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