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山西佛光寺，林徽因触摸着“宁公遇”久久不言，神情肃穆，丈夫梁思成记录下了妻子这一刻，只有他明白这一刻是有那么的不容易。 1930年代的中国，战火与变革的浪潮中，古老的建筑遗存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冲击、战争的摧残以及人们对传统文化认识的缺失，使得许多珍贵的古建筑不是被拆毁，就是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肩负起了记录与保护中国古建筑的使命。 梁思成出身名门，是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梁启超的长子，而林徽因则来自政治世家，是中国首位女建筑学家。这对夫妇1928年在加拿大结婚后，曾一同游历欧洲，系统考察欧洲建筑，积累了丰富的建筑考察经验。回国后，他们意识到中国本土建筑研究的空白与紧迫，于是决心投身于中国古建筑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1932年，他们参与创立了以研究中国传统建筑为目的的＂营造学社＂。从1933年开始，梁思成与林徽因率领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开启了对山西古建筑的系统考察。 第四次山西之行的艰难开端 在经历了1933年至1936年的三次山西考察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对三晋大地上的古建筑已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他们的足迹遍布大同、朔州、太原、临汾和运城等地，发掘了应县木塔、云冈石窟等众多珍贵古迹。1937年6月，尽管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在华北大地上，他们依然决定进行第四次山西之行，目标是忻州地区的古建遗存。 这次旅程从太原出发，前往忻州地区注定不会轻松。彼时的交通条件十分落后，山路崎岖，加之林徽因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旅途的艰辛可想而知。对古建筑的热爱与使命感支撑着这对夫妇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前行。 行至五台山附近时，一位当地老乡的偶然指引改变了他们的行程。他向梁思成团队讲述了关于佛光寺的传说——据说那里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古老殿堂，建于唐代，但多年来少有人问津。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极大兴趣，他们决定前往一探究竟。 通往佛光寺的最后一段路 沿着老僧指引的山路，梁思成团队一路向前。途中，他们不断讨论着可能的发现。梁思成根据以往的调查经验，推测这可能是一座宋代或金代的建筑；而林徽因则根据当地传说中的一些细节，大胆猜测它可能真的保留了唐代建筑的特征。 就在距离佛光寺还有最后一段路程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一场暴雨不期而至。团队被迫在山间一座简陋的茅屋中避雨。林徽因站在茅屋门口，透过雨帘，在远处山坳间隐约捕捉到一座建筑的轮廓。这一景象让她心中升起一种预感——他们即将发现一处真正的历史瑰宝。 1937年6月，当梁思成、林徽因一行人终于踏入佛光寺的大门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梁思成立即意识到他们可能发现了一座唐代建筑，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团队成员立刻按照既定的工作流程分头行动。林徽因则凭借她敏锐的艺术眼光，专注于寺内的壁画和雕塑艺术特征。 大殿内的空气中弥漫着历史的厚重感，数百年的香火和岁月在这里留下了无声的痕迹。阳光透过窗棂洒落在殿内，为这场历史性的发现增添了几分神圣的光芒。 就在团队忙于记录之际，林徽因在殿内一角发现了一块褪色的匾额。她仔细擦拭匾额上的灰尘，隐约可见＂宁公遇＂三个字。匾额的一侧有落款，指明了它的年代——唐代。 梁思成注意到妻子的异常，走过去查看。当他看清匾额上的内容时，也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梁思成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一刻对林徽因而言意味着什么。他们多年来奔波于中国各地，寻找、记录那些濒临消失的古建筑，而如今，他们不仅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唐代建筑，还找到了直接证明其年代的实物证据。 ＂宁公遇＂匾额的发现，加上建筑本身的构造特征，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佛光寺大殿建于唐代。这一发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填补了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空白，为研究唐代木构建筑提供了实物范本。 林徽因的肃穆不语，正是源于她作为专业人士对这一发现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更令她感慨的是，她曾在留学期间见过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对中国唐代木构建筑的猜想图纸。而今，林徽因亲眼见证了真实的唐代建筑遗存，那种学术上的成就感与使命感让她内心激荡不已。 考察记录与战争阴云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梁思成亲自绘制了佛光寺的详细建筑图纸，记录每一根梁柱的位置和尺寸。林徽因则负责记录建筑的装饰细节、佛像特征以及壁画内容。 就在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之际，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传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正式开始。战火迅速蔓延，华北局势急剧恶化。考虑到团队成员的安全，梁思成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立即中断考察，仓促返回。 虽然考察被迫中断，但佛光寺的发现已经足够震撼。梁思成后来将佛光寺大殿称为＂中国第一国宝＂，并与五台山的另一座唐代建筑南禅寺一起，构成了研究唐代建筑的最重要实物资料。这些宝贵的发现，不仅丰富了中国建筑史的内容，也为中国建筑学科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