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名军人到成都三桥南街某餐馆吃饭,进门之后只点了一菜一汤,可老板娘听完菜名之后愣在了原地,随后哽咽问道:“我丈夫在哪?” 1950年,成都三桥南街上。"努力餐"门前的牌匾虽然有些陈旧,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见。这家在成都小有名气的餐馆已经开了二十多年,老板娘黄体先如往常一样在店内忙碌着。 突然,几名身着军装的军人推门而入。其中一名领头的军人直接开口说道:"老板,吃饭,快来接客。"黄体先迎上前去,问他们想吃些什么。领头的军人先是询问店里有什么拿手好菜,黄体先刚开始报菜名,那名军人就打断了她:"算了,给我们上一菜一汤吧!" "一菜一汤"——这个简单的点餐方式让黄体先愣在了原地。这是十年来第一次有人说出这个特殊的暗号。这四个字曾是她丈夫车耀先定下的秘密联络信号,只有知道这个暗号的人,才会被安排到后厅一号雅间。 黄体先强压下内心的波动,微笑着回应:"请跟我到后面一号雅间。" 后厅一号雅间布置简单却整洁。黄体先引导三名军人入座后,整理了一下衣裳,轻轻敲门,得到允许后走了进去。 几名军人见到黄体先进来,立刻起身相迎。黄体先看着这几位陌生面孔,试探着问道:"你们是地下党吗?" 领头的军人回答说他们确实是来向她通报消息的。一旁的战士向黄体先介绍,领头的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王维舟副主任。知道对方的身份后,黄体先紧张地询问是否有关于她丈夫车耀先的消息。 王维舟告诉她,车耀先同志在被捕后已经牺牲四年了,他一直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黄体先几乎站立不稳,瘫坐在椅子上。 王维舟从背包里取出一本厚厚的书和几张手稿,这是车耀先在狱中花了六年时间写下的几十万字《四川军事史》和一部未完成的自传。王维舟说,这些文字记录了车耀先作为一名革命者的思想与信仰。 车耀先参军后因作战英勇被提拔为连长,而后在两人二十四岁和二十一岁时结为夫妻。婚后她跟随丈夫到部队,在那里学会了照顾伤员、为士兵缝补衣物。车耀先还将她送到妇女学习班学习文化知识,让她认识了文字。 她记得车耀先头部受伤后对军阀混战的失望,记得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开设"努力餐"作为地下联络站的初衷,记得他教给她的那个特殊暗号——"一菜一汤"。 如今,十年过去了,这个暗号再次出现,却带来了丈夫已经牺牲的消息。黄体先哽咽着问道:"我丈夫在哪?我能看到他最后一面吗?" 军人们沉默了,只能告诉她,车耀先的遗体在1946年已无法找到,但他的精神和事迹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努力餐"并非只是一家普通的饭馆。1929年,车耀先在三桥南街开设这家餐馆时,为其取名"努力餐",寓意"解决劳苦大众的吃饭问题而不懈努力"。为了满足低收入群体的需求,餐馆特意提供价格低廉的"革命饭",包括大饺、大包等平价食品。 黄体先精明能干,她在经营餐馆的同时,巧妙地利用菜单作为传递情报的工具。不同的菜品组合代表着不同的信息内容,普通顾客看来只是日常餐单,却是革命者之间的密码。 这家看似普通的饭馆,实际上是党的地下秘密联络所,也是上层进步人物的聚会场所。吴玉章、邓颖超、沈钧儒、老舍等众多知名进步人士都曾来过这里交流思想,探讨革命形势。 车耀先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充分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影响力和社会关系,为党的事业默默耕耘。 1937年,经中央批准,省工委负责人罗世文直接与车耀先单线联系,利用他的影响力发动四川军界人士共同抗战。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车毅英也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协助父亲工作。 李大勇是"努力餐"里一名普通的伙计,但他对车耀先极为忠诚。1940年,国民党制造"抢米事件",车耀先等大批地下工作者被捕后,李大勇冒险成为黄体先与车耀先之间的信使。 车耀先被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期间,敌人先是利诱,后施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仍然坚持写作,完成了60万字的《四川军事史》。 车耀先被捕后,黄体先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努力餐",期盼丈夫有朝一日能够回来。 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黄体先悲痛欲绝,但她拒绝了人民政府发放的烈士抚恤金,将自己和丈夫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努力餐"无偿捐献给政府,自己则重新盘了两个小铺子维持生活。 1954年,黄体先因思念过度,积劳成疾,患上癌症,最终去世,享年58岁。如今,"努力餐"依然在成都开门营业,向食客讲述着车耀先、黄体先夫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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