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名军人到成都三桥南街某餐馆吃饭，进门之后只点了一菜一汤，可老板娘听完菜名之后愣在了原地，随后哽咽问道：“我丈夫在哪？” 1950年，成都三桥南街上。＂努力餐＂门前的牌匾虽然有些陈旧，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见。这家在成都小有名气的餐馆已经开了二十多年，老板娘黄体先如往常一样在店内忙碌着。 突然，几名身着军装的军人推门而入。其中一名领头的军人直接开口说道：＂老板，吃饭，快来接客。＂黄体先迎上前去，问他们想吃些什么。领头的军人先是询问店里有什么拿手好菜，黄体先刚开始报菜名，那名军人就打断了她：＂算了，给我们上一菜一汤吧！＂ ＂一菜一汤＂——这个简单的点餐方式让黄体先愣在了原地。这是十年来第一次有人说出这个特殊的暗号。这四个字曾是她丈夫车耀先定下的秘密联络信号，只有知道这个暗号的人，才会被安排到后厅一号雅间。 黄体先强压下内心的波动，微笑着回应：＂请跟我到后面一号雅间。＂ 后厅一号雅间布置简单却整洁。黄体先引导三名军人入座后，整理了一下衣裳，轻轻敲门，得到允许后走了进去。 几名军人见到黄体先进来，立刻起身相迎。黄体先看着这几位陌生面孔，试探着问道：＂你们是地下党吗？＂ 领头的军人回答说他们确实是来向她通报消息的。一旁的战士向黄体先介绍，领头的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王维舟副主任。知道对方的身份后，黄体先紧张地询问是否有关于她丈夫车耀先的消息。 王维舟告诉她，车耀先同志在被捕后已经牺牲四年了，他一直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黄体先几乎站立不稳，瘫坐在椅子上。 王维舟从背包里取出一本厚厚的书和几张手稿，这是车耀先在狱中花了六年时间写下的几十万字《四川军事史》和一部未完成的自传。王维舟说，这些文字记录了车耀先作为一名革命者的思想与信仰。 车耀先参军后因作战英勇被提拔为连长，而后在两人二十四岁和二十一岁时结为夫妻。婚后她跟随丈夫到部队，在那里学会了照顾伤员、为士兵缝补衣物。车耀先还将她送到妇女学习班学习文化知识，让她认识了文字。 她记得车耀先头部受伤后对军阀混战的失望，记得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开设＂努力餐＂作为地下联络站的初衷，记得他教给她的那个特殊暗号——＂一菜一汤＂。 如今，十年过去了，这个暗号再次出现，却带来了丈夫已经牺牲的消息。黄体先哽咽着问道：＂我丈夫在哪？我能看到他最后一面吗？＂ 军人们沉默了，只能告诉她，车耀先的遗体在1946年已无法找到，但他的精神和事迹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努力餐＂并非只是一家普通的饭馆。1929年，车耀先在三桥南街开设这家餐馆时，为其取名＂努力餐＂，寓意＂解决劳苦大众的吃饭问题而不懈努力＂。为了满足低收入群体的需求，餐馆特意提供价格低廉的＂革命饭＂，包括大饺、大包等平价食品。 黄体先精明能干，她在经营餐馆的同时，巧妙地利用菜单作为传递情报的工具。不同的菜品组合代表着不同的信息内容，普通顾客看来只是日常餐单，却是革命者之间的密码。 这家看似普通的饭馆，实际上是党的地下秘密联络所，也是上层进步人物的聚会场所。吴玉章、邓颖超、沈钧儒、老舍等众多知名进步人士都曾来过这里交流思想，探讨革命形势。 车耀先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充分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影响力和社会关系，为党的事业默默耕耘。 1937年，经中央批准，省工委负责人罗世文直接与车耀先单线联系，利用他的影响力发动四川军界人士共同抗战。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车毅英也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协助父亲工作。 李大勇是＂努力餐＂里一名普通的伙计，但他对车耀先极为忠诚。1940年，国民党制造＂抢米事件＂，车耀先等大批地下工作者被捕后，李大勇冒险成为黄体先与车耀先之间的信使。 车耀先被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期间，敌人先是利诱，后施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仍然坚持写作，完成了60万字的《四川军事史》。 车耀先被捕后，黄体先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努力餐＂，期盼丈夫有朝一日能够回来。 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黄体先悲痛欲绝，但她拒绝了人民政府发放的烈士抚恤金，将自己和丈夫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努力餐＂无偿捐献给政府，自己则重新盘了两个小铺子维持生活。 1954年，黄体先因思念过度，积劳成疾，患上癌症，最终去世，享年58岁。如今，＂努力餐＂依然在成都开门营业，向食客讲述着车耀先、黄体先夫妇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