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8岁的三毛因子宫内膜肥厚，住进了台湾荣民总医院。手术的第二天，在医院的卫生间里，三毛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匆匆长辞于世。 1991年1月2日，寒冬的台北城笼罩在细雨中。这一天下午四点三十分，48岁的三毛因为子宫内膜肥厚影响荷尔蒙分泌，踏入了台湾荣民总医院的大门。这本不算是什么严重的病症，比起她过往经历的那些疑难杂症，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然而，她却选择了住院，仿佛是在寻找一处可以暂时逃离世界喧嚣的避风港。 躺在白色的病床上，三毛告诉母亲自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病床边有许多小孩子在跳来跳去，有些已经长出了翅膀。作为一个常常沉浸在幻想世界的人，三毛的母亲对女儿的这番话并没有太过在意。而这段对话，却在后来成为了一个预示性的信号，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对她的召唤。 1月3日上午十点，赵灌中医生为三毛进行了手术，清除了子宫内膜肥厚的部分。这是一个简单的手术，仅用了十分钟就顺利完成了。术后，医生告诉三毛这只是一般性疾病，定期服药就能改善。面对这本应令人欣慰的消息，三毛却显得异常平静，没有表现出任何喜悦。 手术结束后，三毛的父母陪伴在她身边。她让母亲帮她梳洗，并提到有心理医生要来看她，但实际上这只是她的想象。晚上八点，她对父母说自己已经好了，可以回家了。父母相信了她的话，毕竟身体上的疾病确实已经治愈。他们未能察觉到女儿内心的风暴已经掀起滔天巨浪。 作为一名备受瞩目的作家，三毛长期承受着公众期待的压力。每一次的创作，都要面对读者的高标准和苛刻要求。这种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成了她肩上的沉重负担。在名声的光环下，她内心的孤独与不安却愈发强烈，仿佛站在聚光灯下的她，永远无法逃离公众的目光。 自从丈夫荷西意外离世后，三毛的心中便留下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这份刻骨铭心的思念，成为了她后半生最大的心理阴影。她曾多次向亲人透露自己想要结束生命的念头，希望能在另一个世界与荷西重逢。每当提起这个话题，她的眼神中总是闪烁着一种特殊的光芒，仿佛已经看到了与挚爱团聚的景象。 在与林青霞、琼瑶等文学界友人的交往中，三毛也曾表达过对未来的期待和计划。她希望能找到一个理解她的人，一个可以与她分享生活和创作的伴侣。然而，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她的生活轨迹与大多数人不同，她的灵魂太过独特，难以找到真正的知己。这种孤独感，是她生命中最深的痛苦之一。 1991年1月4日，凌晨两点左右，台北荣民总医院的A072病房陷入一片寂静。就在这个时刻，三毛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没有留下任何告别信，只是用一条咖啡色的长丝袜，挂在浴室吊点滴的挂钩上，结束了自己48年的生命历程。 直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零一分，当清洁工郑高毓推开病房门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时，才发现了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医院立即向警方报案，四个小时后，法医刘家缙和检查官罗荣乾赶到现场。他们记录了三毛的遗体状况：身穿白底红花睡衣，脖子上有深而明显的尼龙丝袜勒痕，痕迹从项前向上延伸至双耳旁。她的眼睛微微张开，舌头外伸，身体呈灰黑色，血液已经沉入四肢。 警方在仔细检查了病房和浴室后，排除了他杀可能，认定三毛是自缢身亡。值得注意的是，三毛自缢位置的马桶上装有护手，如果她在过程中改变了想法，本可以抓住把手保住性命。然而，她选择了不这样做。上午十时四十五分，医院将三毛的遗体移交给了她的父亲陈嗣庆。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三毛曾对母亲坦言：＂我的一生，到处都走遍了，大陆也去过了，该做的事都做了，我已没有什么路好走了。我觉得好累。＂这句话充分表达了她对生命的厌倦和疲惫。对于这个世界，她似乎已经看透了一切，没有什么能再吸引她继续留下。 母亲悲伤欲绝，将自己深锁在家中，不愿出门。在这段时间里，她写下了《哭爱女三毛》一文，表达了自己的痛苦和对女儿的思念。而得知三毛死讯的张乐平，虽然身患重病，却难以控制地放声大哭，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对三毛的悼念。 根据三毛的遗愿，她的葬礼按照基督教方式进行，由联合报社主持。她生前最喜欢的黄玫瑰被缀在她喜爱的衣服上，外面套上一个漂亮的棺材。遵照她的意愿，家人为她选择了火葬，并将骨灰安放在阳明山第一公墓的灵塔上。 三毛的离世虽然让人痛心，但她的文学遗产却成为了永恒的精神财富。她的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梦里花落知多少》等，至今仍然影响着无数读者。人们对她自杀原因的解读各不相同，有人认为是金马奖事件的刺激，有人认为是对荷西的思念，还有人认为是她对这个世界的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