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的一个晚上，陈愉正要去医院的水间洗衣服。突然，跳出2个男人将她嘴捂

1948年9月的一个晚上，陈愉正要去医院的水间洗衣服。突然，跳出2个男人将她嘴捂住，托进病房，立刻关上了门。接着，屋里正在等待的另外4个男人同时一拥而上...... 陈愉出生于1920年，是一个将门之女。她的父亲曾在国民党军中担任高级将领，官至少将师长。这样的家庭背景让她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成长为一位多才多艺的新式女性。与许多同时代的女性不同，她不仅有着开阔的眼界，更有着独立的思想。 婚后的陈愉嫁给了比自己年长十二岁的楼将亮，一位来自浙江诸暨的青年军官。两人婚后生活和睦，育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楼将亮在军中表现出色，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名普通军官一步步晋升为国民党整编第九师上校团长。这个位置在当时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军衔，但随着岳父的去世，楼将亮失去了重要的靠山，仕途变得艰难起来。 楼将亮因长期在前线作战，积劳成疾，患上了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1948年，他不得不离开部队，来到汉口解放大道黄埔路口的武汉陆军总医院治疗。由于经济拮据无法雇佣保姆，陈愉带着两个幼小的女儿，随丈夫一同入住医院的11号病房，承担起了照顾一家人的重任。 1948年9月9日，这个注定要被历史铭记的夜晚。凌晨2点左右，劳累了一整天的陈愉在安顿好丈夫和孩子睡下后，拿着一盆衣服准备去医院的水间洗衣服。走过17号病房时，突然跳出2个男人将她嘴捂住，托进病房，立刻关上了门。接着，屋里正在等待的另外4个男人同时一拥而上。 这六个人正是17号病房的住客。他们中崔博文和凌志负责堵住陈愉的嘴并将她拖进房间，而其他四人则早已等候多时。陈愉一个弱女子，面对六个壮年男子的暴行，完全无力反抗。在这场暴行之后，六个施暴者还威胁陈愉，如果她敢将此事说出去，就杀了她的丈夫和孩子。 这一事件给陈愉造成了严重的身体伤害：面部10处伤口，臂部1处伤口，下体4处伤口。而远比身体伤害更为严重的是精神上的创伤。 遭受侮辱后的陈愉没有选择沉默，她于次日鼓起勇气向医院报告了这一事件。负责处理此事的是院长蔡善德和训导长刘家桢。两位领导听了陈愉的陈述后，表面上安慰她不要过于伤心，承诺会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却让人寒心。 医院方面做的第一件事，竟是派人去17号病房清理现场，销毁可能存在的证据。随后，他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愤怒的处理方案：因为陈愉已经生育了两个孩子，已非处女，所以此事并不需要太过在意，只要六名施暴者赔偿2亿圆法币就可以了结此事。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没有给陈愉任何尊严，更是对法律和正义的公然嘲弄。 她先后来到武汉军法处、汉口市妇女会、浙江旅湘同乡会、汉口市参议会、武昌市参议会和湖北省参议会等多个机构进行控诉。虽然每个机构都表达了震惊和愤怒，但真正采取实际行动的，只有汉口市妇女会。 妇女会负责人张人骥是一位正义感十足的女性。她听完陈愉的遭遇后，决心帮助这位受害者讨回公道。张人骥陪同陈愉去找武汉警备司令阮齐，要求处理此案。但阮齐避而不见，只派夫人接见，之后便没有了下文。面对这种情况，张人骥没有放弃，而是以汉口妇女会的名义将此事上报给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希望从最高层获得支持。 同时，记者商若冰得知此事后，对张人骥和陈愉进行了采访，并在《正风报》上发表了专题文章。此文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其他媒体纷纷转载，社会舆论沸腾。在这股舆论压力下，华中区军政长官白崇禧不得不指令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司令军法处处理此案，六名罪犯于9月21日被关进了军法处看守所。 然而，案件并未就此结束。六名罪犯在看守所串供，否认强奸指控，反而指责陈愉＂诬告＂。他们的家属也在外面四处活动，制造伪证。他们通过关系网络在医院搞到了51名伤病员的联名报告，称陈愉有精神病，破坏国民党军队士气。 这些家属还连续三天在报纸上刊登《被诬家属崔钟秀贞等敬告各界书》等文章，试图通过舆论反转，证明陈愉在＂诬告＂。甚至还向军法处提出要求，要求将陈愉拘捕，理由是她可能会因羞愧而自杀或藏匿，导致无法对质。军法处研究后认为证据不足，没有采纳这一荒谬要求。 面对六名罪犯及其家属的种种手段，社会各界并未退缩。武汉妇女界专门成立了陈案后援会，著名律师张显荣、刘瑞禾、张楚信主动表示免费担任陈愉的法律顾问。《武汉日报》也刊登了大量读者来信，表达对陈愉的同情和对罪犯的谴责。 在社会舆论和宋美龄的督促下，此案最终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蒋介石前后给白崇禧发了三封电报，要求严肃查办此案，绝不姑息。在这种高压下，白崇禧命令朱鼎卿迅速处理，最终六名罪犯被判处死刑。1949年3月23日，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玄名四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另外两名罪犯则被转至地方法院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