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的老上级，我安排不了。”1973年，175位将军被平反复出，但很多军区都不要，周总理只好亲自主持大局。 ＂他曾是我的老上级，让我指挥他，我怕是要折寿啊！＂电话那头的军区司令员语气坚决地拒绝了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的请求。这已经是田维新当天被拒绝的第五个电话了。 那是在1973年初，田维新接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落实对175位老将军的平反复出工作。这些将军们在特殊年代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有些人已经六年没有从事实质工作了。周总理给田维新定下了＂从上到下，由易到难＂的原则，认为只要先把高级干部安置好，有了标杆，下面的同志就好安排了。 然而，这项工作比想象中要艰难得多。田维新先从陈再道开始着手。陈再道是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26年就参加了革命，是＂木兰山72游击英雄＂中幸存至建国的五人之一。在抗日战场上，他曾是冀南军区司令员，仅1943年就指挥部队打了4000多场战斗。他还在巨野战役、淮海战役中表现出色，后来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时，短短一年内就彻底解决了持续千年的土匪问题，连毛主席都称赞：＂有陈再道，中原之福。＂ 这样一位资历深厚的原武汉军区司令员，如今要重新安排工作，却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全国11个大军区的正职都已有人担任，只能委屈他去当副职。然而，各大军区司令员得知要让陈再道去给自己当副手时，纷纷婉拒，理由大同小异：＂他是我的老上级啊＂、＂真要指挥他工作，我估计得折寿＂。 在多方碰壁后，田维新想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韩先楚比陈再道小四岁，当初陈再道被调到江西农场时，韩先楚一直对他颇为照顾。果然，韩先楚爽快地答应了：＂没问题，让他来我这儿吧，福州保证夹道欢迎。＂ 正当田维新以为事情有了转机，王建安上将的安置问题又摆在了他面前。王建安同样是老革命，参加过黄麻起义，1934年年仅26岁就当上了红四军政委。然而，这一次连韩先楚也婉拒了：＂老田，这就不地道了，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你完全可以安排他去其他军区。＂ 与此同时，另一位上将李达的平反工作也面临特殊困境。李达被称为我军的＂活诸葛＂和＂老参谋长＂，曾在多个重要岗位担任参谋长。他被撤职的原因之一是被指控＂四海摆大炮＂——据称在中海、南海、北海和什刹海摆放大炮，炮口对准党和国家机关。为此，总政治部专门派出工作组调查，最终发现这些所谓的＂大炮＂不过是清朝留下的古董炮，根本没有任何军事威胁。 ＂我看，还是放韩先楚那里为好，没事，等开会时我会跟他谈谈的。＂面对安置王建安的难题，周恩来总理平静地对田维新说道。在平反175位将军的工作中，周总理不仅定下了原则，更亲自参与到了具体工作中，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难题。 几天后，韩先楚来北京参加会议，周总理特意将他叫到办公室进行了长谈。仅仅一个多小时后，原本坚决婉拒的韩先楚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同意接收王建安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没人知道在那间办公室里周总理说了些什么，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老将军们有了回归的家。 周总理的智慧不仅在于说服韩先楚接收了陈再道、王建安两位上将，更在于他看到了福州军区的特殊地位。与其他军区不同，福州军区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韩先楚的个人特质也使他更适合与老将军们共事。事实证明周总理的选择是正确的，不久后，李志民上将也被安排到福州军区担任政委，这块宝地一时间聚集了四位开国上将，成为了平反老将军工作的重要突破口。 然而，四位上将同处一个军区并非长久之计。周总理早有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对这些将军们进行了重新调整。韩先楚被调往兰州军区担任司令员，陈再道则到铁道兵任司令员，王建安被安排到中纪委工作。这样的安排既维护了老将军们的尊严，又使他们能够发挥各自的特长，为国家继续贡献力量。 1974年的一个下午，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在医院病床上依然关心着老将军们的工作情况。当他得知175位将军全部得到安置的消息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项工作历时一年多，其中的艰辛只有亲身参与的人才能体会。病房外，北京的春风轻拂着树枝，这位为国操劳一生的总理并不知道，这将是他见证的最后一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