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在一艘从九江开往上海的游轮上，28岁的赵一曼站在船头，将只有15个月的儿子向下扔去，然而，在凄凉中死去的孩子却说：我很感谢她！
1936年8月2日，一列开往珠河县的火车上，遍体鳞伤的赵一曼借来纸笔，在颠簸中写下了生命中的最后文字。这位31岁的母亲，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心中最牵挂的仍是她已经六年多未见的儿子。 ＂宁儿：母亲对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她的笔触平静而坚定，却蕴含着无尽的母爱与决然的信念。 七年前的1929年1月21日，赵一曼在湖北宜昌生下了一个男婴。这一天恰是列宁逝世5周年纪念日，加上她曾用名李淑宁，便给孩子取小名＂宁儿＂。初为人母的喜悦很快就被战火与革命的召唤所打断。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中国东北，赵一曼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内心的抉择变得异常艰难。 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的赵一曼，原名李坤泰，自幼性格倔强，富有正义感。她的革命道路始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校女学员。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将这位川籍女子推向了更广阔的革命舞台。 1930年初，面对日益艰险的革命形势，赵一曼不得不作出一个令她心如刀割的决定——将年仅15个月的宁儿交托他人抚养。在从九江前往上海的船上，年轻的母亲怀抱着幼小的儿子，目光中满是不舍与坚毅。这并非如标题所暗示的＂将儿子向下扔去＂，而是革命者不得已的选择——将个人亲情置于民族大义之后。 离别前，赵一曼带着宁儿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她紧紧抱着儿子，眼神中既有母亲的温柔，也有革命者的坚定。这成为母子间唯一的合影，后来被赵一曼寄给了家乡好友郑双璧，请她转交给二姐李坤杰保存。 ＂国难当头，就要有人站出来，就要有人走上前线，用血肉之躯抗击敌寇。＂怀着这样的信念，赵一曼将宁儿送到了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安排的陈家堂兄处寄养，自己则坚定地踏上了革命之路。这一别，竟成永诀。 1931年，赵一曼主动请缨奔赴东北抗日前线。 东北的黑土地上，赵一曼很快成为日军和伪满洲国政府眼中最危险的抗日分子之一。1932年春天抵达这片陌生的土地后，她以惊人的勇气和智慧投入到了抗日的烈火中。到1934年，她已担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组织开展游击区工作；1935年秋天，她更是肩负起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治部主任的重任。 ＂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这是当地百姓对赵一曼的称呼。在哈东游击区，她与赵尚志并称为＂哈东二赵＂，声威赫赫。很多战友还误以为她是赵尚志的妹妹，她也就以＂赵一曼＂之名行动。这位英姿飒爽的女战士率领的游击队屡建战功，1933年在海伦地区，她仅率200人就击溃了伪自卫团500余人，并击毙了伪团长。日伪当局对她恨之入骨，甚至登报悬赏捉拿她。 然而，1935年11月14日的那场战斗改变了一切。在珠河县第三区春秋岭的激战中，赵一曼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为掩护团长带队突围，她主动留下担任掩护，左手腕被子弹击中。8天后，当她在山中隐蔽养伤时被敌人发现，在迎战中左腿再次受伤，因流血过多昏迷被俘。 在哈尔滨的囚室里，日军用尽各种酷刑摧残赵一曼，但她始终坚贞不屈。为了得到情报，敌人不得不将她送入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就在这里，看守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被她的气节所感动，冒险协助她于1936年6月28日逃出医院。可惜天不遂人愿，在距离抗日游击区仅20里的地方，她再次被追兵抓获。 这一次，日军对她实施了更为残酷的刑罚，但仍无法让她屈服。最终，敌人决定将她押往珠河县处死。1936年8月2日，在开往刑场的路上，赵一曼留下了两封遗书——一封真实表达对儿子的爱与嘱托，另一封则是策略性的伪装，以迷惑敌人。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赵一曼留给儿子的最后教诲。同日，在珠河县小北门外，这位年仅31岁的母亲高唱《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直到1957年，已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宁儿（陈掖贤）才与父亲陈达邦一起踏上开往黑龙江的列车，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第一次读到了母亲的遗书。他一字一句地抄录下母亲的话语，泪水模糊了双眼。在那一刻，这个从未享受过母爱的儿子似乎终于明白了母亲的选择，他心中默默地说：＂我很感谢她！＂——感谢她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崇高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