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年仅17岁就被迫嫁给了蒋家傻儿子。新婚夜，杨荫榆揭开盖头，看到了一张惨不忍睹的脸:蒋少爷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看到杨荫榆就扑了上去，杨荫榆情急之下，一把撕破了蒋少爷的脸。 没人告诉杨荫榆，新婚那晚要面对的，是一场噩梦。 成亲前只听说蒋家有钱，在当地是大户人家，娶媳妇讲排场，红轿八抬进门，光是嫁妆就摆了三进院。 杨家人只看中蒋家的牌面，谁都没问一句那位“蒋少爷”长什么样、是不是个正常人。 杨荫榆也就点了头，毕竟那年她还小，不懂事。 可等掀开盖头那一刻，她彻底傻了。 眼前那个男人嘴歪眼斜，咧着嘴傻笑，牙龈紫红，嘴角流着黏糊糊的口水。 眼神呆滞，笑声怪异，像个孩子又像个疯子。那不是丈夫，是噩梦本身。 蒋少爷忽然伸出手，一下扑上来，杨荫榆条件反射，尖叫一声，抄起旁边的铜镜就砸了过去。镜子没砸碎，脸上却划出一道口子。 血流出来，那张本就诡异的脸更狰狞。 杨荫榆什么都顾不上，撕掉凤冠霞帔，连夜翻墙跑回娘家，脚上还穿着绣花鞋。 门一开，父亲母亲看见她那副样子，全都愣住。 第二天，蒋家派轿子来接。杨荫榆不出门，第三天，换成仆妇、媒婆，甚至她那所谓的“婆婆”也亲自来敲门，跪在门口哭，说蒋家受了羞辱。 她一句话没回，只让人把门锁死，蒋家翻脸了。放话：“再不回门，就是灭门寡。” 那年头，“灭门寡”是最狠的咒，意思是会让杨家绝后、无子嗣、不得好死。 乡里乡亲都传疯了，街上指指点点，说杨荫榆是“克夫命”“不守妇道”。 老父亲气得吐血，母亲劝她认命。 她不认，当众割发明志，剪掉三千青丝，当场发誓：“此生不再回蒋家一步。” 周围人都吓住了，一个女人，敢这样和夫家对着干，不要命了？ 她偏偏不在乎命，最后蒋家扯着面子同意离婚，算是这桩丑剧收了尾。 可那之后，杨荫榆再也没碰过婚字，从此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活着，走了一条谁都想不到的路。 她投身学堂，进了景海女学堂，兄长出钱支持。 没几年就成了拔尖生，被推荐赴日留学，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主修理化博物，在实验室里穿白大褂，和硝酸瓶子打交道。 1918年，又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读下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 一个被骂“不守妇道”的女子，在异国课堂上成了中国教育的种子。 归国后，她一头扎进教书。先是江苏第二女子师范的教务主任，后来坐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位置。 那年头，能当上校长的女人，全国没第二个。 她一手搞定了中国第一版《女子师范课程标准》，照着日本和欧美的模式改，删掉“女红、针线”，加上“自然科学、心理学”。 “女人不是绣花用的，是能读书、能思考的人。” 她说得响亮，做得更绝。可这份锋利，不是所有人都爱听。 1926年，女师大事件爆发，学生抗议、游行、喊口号，她一纸命令封了校门。 理由只有一个：不准课堂变成政治舞台。 有人叫她“独裁”，有人说她“铁石心肠”。最狠的，是鲁迅。 《纪念刘和珍君》里那句“寡妇主义”，就是专门给她留的。 鲁迅骂她冷血，说她把学生送进牢里，说她比男人更狠毒，那文章一出，骂声潮水一样涌来，她没回应，头一次沉默。 可谁知道，十二年后，她连命都不肯留。 1938年，苏州沦陷。日本人进城，找人组伪政权，杨荫榆被点名，请她出任教育顾问，说是“女性楷模”，能号召百姓。 她冷笑：“想让我出面？你们先把军帽摘了。” 三次回绝，三次警告，她反手写了抗议信，揭日本兵在校园里施暴、掳掠女学生的事，签了实名，贴上公堂。 那是自杀式的反抗，同年1月，日军设局，让她到吴门桥谈话。 她照去不误，说：“这次看他们还有什么脸。” 没等说完，枪响了，一发子弹，打穿胸口，她倒在桥边，嘴里还喊着：“抗日不能停，教育不能亡。” 怀里的《教育心理学》手稿被鲜血染透。死时54岁。 没留下丈夫，也没留下孩子。留下的，是一把剪过的头发、一纸誓言、一摞课本。 当年那场婚姻，是她命里的地震。把她从温顺女子，震成了横眉冷眼的硬骨头。 她不要家，不要夫，不要命，只要一个字：清白。 参考资料： 张朋园.《杨荫榆传：一位女教育家的命运选择》. 北京：中华书局，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