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最后保留下来的一批军官，留在国内的普遍发展一般，而去朝鲜的都功成名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局势急转直下。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指导下，三十万东北军被命令放弃抵抗，撤入关内。 这一决策导致东三省迅速沦陷，给日本侵略者留下了无人防守的广袤土地。在这片沦陷区内，只有东北抗日联军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坚持战斗，他们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成为抵御外敌的唯一希望。 这支队伍初期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没有持续的后勤补给，甚至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到1932年8月，东三省境内的抗日武装大多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无法有效利用复杂地形展开对日军的打击，协同性差，战斗力被大大削弱。 1941年，东北抗联迎来了最为严峻的考验。日军对东北抗联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讨伐＂行动，采用＂囚笼政策＂和＂蚕食政策＂，妄图将抗联彻底消灭。在这场血腥的围剿中，东北抗联的多位杰出将领如杨靖宇、赵尚志等相继牺牲，部队损失惨重。 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抗联战士们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存智慧。他们利用对东北地区的熟悉，在茫茫林海雪原中穿行，有时不得不以草根树皮充饥。 与此同时，当地民众冒着巨大风险，形成了一张隐蔽的支援网络。农户们会在门前特定位置放置特殊标记，暗示家中安全可以暂歇；猎户会故意将部分猎物留在约定地点；乡村医生会秘密收治受伤的抗联战士。 日军对这种民众支持极为恼怒，采取了＂三光政策＂进行报复，烧毁村庄，杀害无辜百姓，妄图切断抗联与民众间的联系。 到1943年，周保中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筹建了抗联教导旅，继续在东北地区进行游击作战。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教导旅也得以喘息，进行整训和补充兵力。 到1945年7月，随着日军颓势已现，在中央军委＂建军、建党、建政＂方针指导下，周保中将抗联教导旅改组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后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为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抗联与苏联红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苏联一方面向抗联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武器援助和训练机会，另一方面也对抗联的活动范围施加了限制。一些抗联部队被迫流入苏联境内，部分军官因此接受了苏联的军事训练。 东北抗联军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以周保中为代表的留在国内的抗联军官，大多经历了从军事岗位向地方工作的转变。1946年4月，周保中曾指挥东北民主联军攻克长春，取得了不小的军事成就。然而到了1950年2月，当他率部队进入昆明后，身体状况已经十分虚弱，不再适合继续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 考虑到健康因素，周保中被安排到地方工作。1951年10月，他被任命为云南大学校长；1953年8月，又兼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和党组书记。然而到了1954年，由于心力衰竭严重，周保中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无法再承担繁重的工作，最终被调离现任职务，前往北京治病休养。虽然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军队大授衔时，周保中已经在政府部门工作，按照当时的授衔原则，在地方和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志通常不会被授予军衔，这也是为什么像邓小平、刘少奇等重要领导人都未获授军衔的原因。周保中的情况也不例外。 周保中的发展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留在国内的东北抗联军官的普遍命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面临两个共同的制约因素：一方面，尽管东北抗联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客观来看，抗战胜利后抗联的实际兵力只有几百人，这在新组建的人民军队中是相当微弱的力量，因而在军队整编过程中，他们的军事能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另一方面，多年的艰苦斗争严重损害了这些军官的健康，许多人像周保中一样身患各种疾病，无法胜任高强度的军事或行政工作。 与留在国内的抗联军官相比，那些前往朝鲜的抗联军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籍抗联军官，在回国后迅速崛起，成为朝鲜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他们有效地利用在东北抗联的经历，将其塑造为个人政治资本，建立起强大的政治威望和领导地位。 在朝鲜战后重建过程中，这些有着丰富抗日游击战经验的军官被视为宝贵的人才资源。他们不仅在军事上贡献了经验，更在政治上获得了崇高地位。 同样，那些中国籍但选择前往朝鲜的抗联军官也普遍获得了重用。他们在东北抗联磨练出的游击战战术和对山地作战的熟悉，在朝鲜半岛的复杂地形中展现出独特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