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着一身熨帖的旗袍，画着精致妆容，带着姐夫，敲响了邻居家的门，开门的是她的闺中密友，屋里是她的丈夫。
她语气平稳：“我的丈夫，该回家了。”这一句话，把民国名媛郭婉莹的人生，推到了台面上，也永远刻进了上海滩最后一代大家闺秀的历史里。
郭婉莹出身显赫，她的父亲郭标是永安百货的创始人，身家数千万，曾被称作“东方的哈罗德”。
她小时候住在澳洲，一家人住洋楼、用银器、吃西餐，六岁那年，父亲决定回国发展，她随之回到上海。
她进的是当时最好的女校，中西女塾，后来又考上了燕京大学，学英文、学拉丁文，还会弹钢琴、画油画，家里专门请德国人教她钢琴、英国人教她发音。
这样的千金小姐，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到了二十多岁，该说亲事了，家里给她安排了一个留洋归来的实业家，谈吐得体，对她也很上心。
有次送她一双丝袜，还特意强调“很结实，不容易破”，她当场就变脸，说：“我是要穿着跳舞的，不是穿着去干活的。”
转头就把婚事退了，她不图钱不图势，就想找一个有趣的灵魂。
那时的燕京大学，是民国精英最集中的地方，她在那里遇到了吴毓骧，一个穿长衫、写旧体诗的文人。
他是林则徐的后代，说话风趣，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信，有一次，她晚自习回来，看到他站在小树林边给她吹口琴，吹的是她最喜欢的德彪西。
她一下子就认定了他，家里极力反对，说这人没家底、没前途。
但她坚持嫁了，1934年，两人结婚，她风风光光出嫁，陪嫁的衣物能装满三辆大车。
婚后的日子刚开始还算甜蜜，吴毓骧虽然没多少钱，但温文尔雅，又多才多艺，朋友一大堆，郭婉莹也乐得在家当太太，陪他写作、招待文人雅士。
可不到两年，就出了事，她那位闺蜜是寡妇，住在隔壁，常来串门。
有一天晚上，吴毓骧没回家，说是去朋友那儿喝酒，结果她发现他夜不归宿的次数越来越多。
家里的佣人偷偷跟她说，吴先生晚上经常在隔壁吃饭，还留宿。
她没吵没闹，第二天早上，她穿了身最体面的旗袍，化好妆，请姐夫陪她一起去敲了那位寡妇的门。
门开后，她站在门口，只说了一句：“我的丈夫，在你这儿太久了，该回家了。”对方没说话，吴毓骧低着头，跟着她回了家。
她什么都没问，回家照常做了早饭，还把餐桌擦得一尘不染，可从那天起，她不再信任他。
吴毓骧不是个安心过日子的人，后来家道开始中落，他开始沉迷于赌博，经常一晚上不回家。
1943年，她怀孕难产，痛了两天两夜，医院找不到丈夫，他那时正穿着西装在俱乐部掷骰子，孩子出生那晚，她一个人撑着，差点没挺过来。
生活开始变得艰难，吴毓骧投资失败，又被单位辞退，家里断了收入。
郭婉莹咬牙把嫁妆拿出来，变卖了首饰，在法租界开了一家裁缝店，名字叫“锦霓新装社”。
她亲自设计，自己站柜台，哪怕是以前请人都不愿叫的客人，现在也得笑脸相迎。
有人认出她是郭家的四小姐，觉得她落魄了，她只笑着说：“上海小姐，不做生意怎么活？”
抗战结束后，局势混乱，服装店也撑不下去了，她带着孩子和母亲回到娘家，挤在三间房里住了十几口人。
1958年，风向更变。吴毓骧被打成“右派”，关进劳改营，临走前留下一纸借据，还有14万元的债务。
郭婉莹把剩下的房子、字画统统变卖，还了债，带着儿女搬到6平方米的小屋里住，屋顶一到下雨就漏水。
再后来她被下放劳动，那时她已经五十岁，却得跟年轻人一起挖鱼塘、扫公厕。
她穿着洗得泛白的旗袍，戴着一顶旧草帽，每天下工后还要烧热水给母亲洗脚。
她从没抱怨。一次工友问她：“你以前不是住大洋房的吗？”她淡淡地说：“住过，也扫过厕所，都一样。”
她有一只搪瓷缸，哪怕在最穷的时候，每天下午都会用它泡一壶红茶，她说：“不是有多讲究，是因为这样能把日子过下去。”
那只缸后来看上去像银杯子，因为天天用钢丝球刷，连搪瓷都刷掉了。
文革之后，她恢复了身份，被安排去中学教英文，她六十多岁开始重新教书，写板书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
学生都怕她，也佩服她。有一次，有人悄悄说她“老派”，她回了一句：“老派有什么不好？至少干净。”
她晚年过得很安静，住在一间老房子里，桌上放着一张丈夫年轻时的照片，她有时会对着照片说话，语气就像年轻时一样。
人问她后悔吗？她说：“年轻的时候，我选他是因为我喜欢他，现在说后悔，就是否定当年的我，我不后悔。”
她去世那年九十岁，临终前立下遗嘱，把遗体捐给医学院，葬礼不办排场，只挂了一副挽联：“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
她的一生就这样落幕了，没有大风大浪的宣泄，只有平静如水的坚韧。
她曾说：“人活着，体面一点。”她没拿命去跟人争，但从来不肯低头。
哪怕再难，也要穿整洁的衣服、喝口热茶、说句完整的话。她不靠谁，也没等谁。靠的，全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