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改造的国军将领中，黄维的标签是最死硬分子，他始终拒绝改造，因此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才被特赦，然而在他去世后，却被批准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这是怎么回事呢？ 黄维确实冥顽不灵，他在刚被关押进功德林监狱的时候，就坚决不肯刮胡子，他说，那是吃国民党的米长出来的，他不能刮。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吟诵《正气歌》《石灰吟》，表示君子不事二主，做人要有气节。 由此可见，黄维对蒋介石的忠诚非常坚定，之所以这样，还是因为他认为蒋介石于他有知遇之恩。 黄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由于在讨伐陈炯明和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几次战斗中都有不俗表现，因此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不仅不断被提拔，而且还先后被送到陆军大学和德国留学。 无疑，蒋介石这是要重点培养黄维。 对于器重的人，蒋介石在拉拢上也很有手段。 比如1937年沪淞会战，当时黄维正在德国留学，得知国家处于存亡危机，立刻奔赴回国，并以第十八军第67师师长的身份投身战斗。 在接到“死守罗店”的命令后，黄维率领67师与敌军在罗店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他抱着战死的决心，硬是坚守了7天，直到战后清点时，才发现一个师只剩下不到一个团的兵力，而黄维亦负了战伤。 尽管没有守住罗店，但黄维顽强的抗日精神却鼓舞了全国上下，而蒋介石不仅任命他为第十八军军长，还亲自召见他，并赠他一张背面写着“培我将军惠存”的个人照片。 蒋介石写的“培我”是黄维的字，只不过写错了，因为黄维原本的字是“悟我”，不过黄维并没有纠正蒋介石拼写上的错误，而是从那以后，他就改名“培我”了。 之所以这样，倒不是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是黄维真的是蒋介石的小迷弟，正因如此，他在战后也一直称呼蒋介石为“校长”，态度仍然很恭敬。 然而黄维在被关押进功德林监狱后，这件事却被一同改造的国军将领邱行湘揭发了出来。 原来，黄维在功德林监狱的表现一直很恶劣。 每次开会，别人都积极认罪，他却双目紧闭，一言不发，更别说写悔过书了。 不光如此，黄维还嘲笑那些积极认罪的国军将领，说他们都是墙头草。 这引起了邱行湘的不满，于是揭发蒋介石送他照片的事，并嘲讽他连父母给的名字都可以乱改，就是认贼作父，更不是有气节的表现。 黄维听罢大怒，不顾形象地和邱行湘大打出手，为的还是维护蒋介石的形象。 黄维的顽固让他名声在外，以至于只要有解放军将领到功德林，都会好奇打听谁是黄维，这让黄维很生气，曾经还为此掀过桌子。 尽管黄维的认罪态度很恶劣，但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很关心他。 1959年，新中国实行第一次特赦。 周总理见名单上没有黄维的名字，于是想把他的名字加上去，结果遭到其他领导的反对，他们认为黄维抵制改造，不能破例，要不然剩下一百多国军将领就会仿效他。 黄维听说后，也不觉得遗憾，他反而还和管教们说，你们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不过，在黄维被俘的27年里，说他一点思想变化都没有，那也不是。 黄维原本体弱多病，在功德林改造不久，他就患上了急性腹膜结核与腹膜炎，病情很危急。 为了保障黄维的健康，管教不光将他送到医院救治，还给他安排了环境优美的单间居住。 那时候国家才成立不久，医药很匮乏，比如治疗结核病的药还依赖于进口，为了给黄维治病，卫生机构只能派人到香港和澳门去买药。 不光如此，黄维在治疗期间，生活无法自理，又不可能让家属来照顾，所以都是由管教端屎端尿，细心照顾。 受了感动的黄维，慢慢的在思想上也就有了转变。 当然，黄维虽说愚忠于蒋介石，但他也有很强烈的爱国之心，这不光体现在抗战时期，在解放后也能看得出来。 那时，战犯管理所每隔一两年，就会组织战犯到全国各地去参观，参观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看到国家的变化。 看到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让黄维等人都又惊又喜，有一次在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时，黄维看杜聿明驾驶着国产小汽车，还高兴地直拍巴掌。 在参观的过程中，黄维听说国内能源紧张，于是他萌生了研究永动机的念头，这一研究就是20多年。 其实在27年的被俘时期，国家领导人一直很关心黄维，甚至还几次提出关于他的处置问题，但都因意见不统一作罢。 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时，毛主席看到特赦名单上仍然没有黄维的名字，于是大手一挥，加上了他的名字。 这样，黄维才终于走出了战犯管理所。 此时的黄维已经逾七旬，考虑到他的养老问题，中央任命他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不仅让他享受政协委员的待遇，还让他每月领到200元的高工资。 黄维在感动之余，感慨地说，他能从一个顽固分子转化过来，离不开毛主席和共产党对他的关怀。 在黄维去世后，国家之所以批准将他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主要原因还是肯定了他在抗战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他在接任文史专员时，为两岸统一事业，积极奔走，也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