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沈阳市615厂接到国家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将一批在民间收购的首饰提炼成高纯度的黄金用来在国际市场购买粮食。 1961年那个早春的周一，沈阳615厂的空气格外凝重。当高兴贵匆匆跑向包装组组长郭家惠时，他的脸上写满了惊慌。＂组长，出大事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仓库的黄金......黄金被偷了！＂ 郭家惠一时没反应过来，但很快就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立即跟随高兴贵奔向仓库，眼前的一幕让他感到天旋地转——仓库墙壁被凿开一个大洞，角落里的一只木箱被撬开，里面少了两块重达800两的100号黄金。 这批100号黄金不是普通的黄金。它们是615厂接受的国家重大任务的成果，原本计划用于国际市场购买急需的粮食。在当时的经济困难时期，这两块纯度极高的黄金价值连城，相当于十几万元人民币，在那个一分钱可以买一个鸡蛋的年代，这是一笔天文数字。 消息很快传到了厂长李榆的耳中。他脸色铁青，知道这不仅仅是丢失了贵重物品那么简单。这关系到国家外汇储备，甚至可能影响到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必需品的能力。李榆立即报了警，同时向上级汇报了这一突发事件。 事件的严重性引起了最高层的关注。周恩来总理在得知情况后亲自下令：＂一定要查出凶手。＂这是建国后第一起如此恶劣的黄金盗窃案，调查刻不容缓。 几十名警察带着警犬来到615厂，开始寻找线索。他们在现场发现了一双40码的鞋印和撬开木箱的痕迹，判断盗贼使用的应该是一把羊角锤。警方对厂里的每个人都进行了详细询问，尤其关注其周末行踪。 然而，真凶关庆昌——厂里管理科的副科长，却表现得格外冷静。他精心构造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先是去澡堂洗澡，确保有人看见他，然后趁机溜回办公室拿工具作案，最后又去俱乐部参加舞会，让众多同事都能证明他的＂清白＂。 调查陷入僵局，却引发了一连串的冤案。首先遭殃的是发现黄金失窃的高兴贵和包装组组长郭家惠。两人被禁闭审查长达三个月，郭家惠甚至被撤销了组长职务和预备党员资格。更为荒唐的是，厂长李榆的母亲坟墓被挖开检查，怀疑他将黄金藏在了母亲墓中。得知母亲坟墓被亵渎，李榆一度悲痛欲绝，险些卧轨自杀。 案件的发展宛如一场荒诞剧，而真正的犯罪者关庆昌，此时却正在暗中处理赃物——他让妻子黄淑珍替他更换了鞋底，还将作案用的羊角锤扔进了厕所。在没有找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厂里最终不得不对外宣称：＂黄金没有丢，只是当时算错了。＂但615厂却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组，长期跟进此案，让关庆昌不得不时刻提心吊胆。 1980年4月15日，沈阳人民银行分行迎来了一位普通的中年妇女。这位看似朴素的黄淑珍从怀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块包裹严实的黄金，放在柜台上。当银行职员管凤坤打开层层包裹，看到那块闪闪发光的金块时，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大婶，你这黄金得有3斤吧？＂管凤坤惊讶地问道。这块黄金经过称重和纯度测试后，兑换成了23000多元人民币——在当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值得注意的是，黄淑珍只取走了65元现金，其余全部存进了银行账户。 银行工作人员在检测黄金时发现了异常：这块黄金的纯度极高，绝非普通民间所能熔炼出来的，而且上面没有任何标记或编号。出于谨慎，银行领导以送黄淑珍回家为由，将她直接送到了公安局。在警方的询问下，一个尘封十九年的惊天大案终于重见天日。 这两块价值连城的100号黄金究竟经历了什么？这十九年间，关庆昌夫妇过着极为矛盾的生活。表面上，他们一直维持着朴素甚至寒酸的生活方式，关庆昌穿着打补丁的旧衣服，黄淑珍连吃剩的冰棍棒都舍不得扔，要当柴火烧。他们的院墙修得高高的，家门深锁，与外界少有往来。 实际上，那两块沉甸甸的金砖被藏在他们家的地板下，成了他们既不敢使用又不愿放弃的负担。关庆昌夫妇曾多次试图将黄金熔炼成更容易处理的形状。一次，他们买了口锅尝试熔炼黄金，却因为技术和设备不足而失败，还差点被邻居举报。 后来，关庆昌竟大胆地借口为＂海外华侨＂熔炼黄金，利用615厂的设备将黄金重新熔成了条状。他平日里树立的＂老实、朴素＂形象给了他很大帮助，没有人怀疑这位＂勤俭节约＂的副科长会是当年的盗窃犯。 十九年的提心吊胆让这对夫妇的生活备受束缚。他们不敢正常消费，甚至在儿子结婚时也不敢举办像样的婚礼，只是在家里吃了几口饭就打发了，对外称这是＂革命婚礼＂。 1980年3月，国家提高了黄金收购价格，并宣布兑换时＂认金不认人＂，不需要身份证明。这个消息让关庆昌再也按捺不住。一斤黄金在当时能换34万元左右，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可以彻底摆脱窘迫的生活。夫妻二人连夜切下一块黄金，由黄淑珍带去银行兑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