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注定载入史册的一年，一群杰出的领航者，包括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孙健等，毅然决定放下手中的权杖，选择回归平凡。他们，曾是那个时代的璀璨星辰，凭借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以及那份执着的敬业与奉献，从群众中走来，成为引领时代的标杆。 1980年，中国的改革大幕徐徐拉开，农村开始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厂也迎来了新的管理模式。这一年，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孙健这几位曾经的领航者，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辞去高位，回到基层。这个选择，像一颗石子丢进湖面，激起了不少涟漪。 陈永贵那时候已经66岁，身体不太好，管全国农业的担子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改革开放的浪潮来了，集体经济的模式渐渐被新政策取代，他的大寨经验不再是主流。他想了很久，觉得自己的知识和精力跟不上新时代的需求。1979年，他已经丢了山西地委的职务，1980年9月，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提出辞去副总理的请求。他的辞职信写得很简单，说自己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想回基层踏实干活。 吴桂贤的决定更早一些。1977年，她就主动请辞了副总理的职务，虽然中央挽留了她一阵，但她心里清楚，自己更适合待在工厂。1980年，她彻底回到了西北国棉一厂，重新拿起纺织工的活儿。她才42岁，正当壮年，但她觉得，基层的工作更接地气，能直接帮到工友们。她在厂里干得风生水起，后来还去了深圳，参与新企业的建设，适应了改革开放的新节奏。 李素文的选择也很干脆。她在纺织系统干了几十年，对车间里的每台机器都门儿清。1980年，她辞去中央的职务，回到纺织厂当技术指导。她觉得，留在基层能把自己的经验传给年轻人，比坐在办公室开会更实在。她在厂里忙得不亦乐乎，教新人怎么调试设备，怎么提高产量，干得一点不比当年差。 孙健的经历稍微复杂些。1978年，他因为一些政治原因被免去副总理职务，1980年之后，他回到了天津的工厂，继续干老本行。他对机械制造还是那么痴迷，常常埋头研究技术改进，后来还当上了公司的经理。他的回归，像是一种无声的坚持，告诉大家，技术工人也有自己的价值。 这四个人辞职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觉得，权力不是终点，服务群众才是初心。1980年的中国，政策变了，环境变了，年轻一代的干部开始冒头，他们觉得自己该让位了。他们不是被逼着走，而是主动选择了退后一步，把舞台留给更适合的人。这种选择，既是对自己的清醒认识，也是对国家发展的支持。他们的离开，没有怨言，也没有包袱，反而带着一种从容。 辞职之后，这四位领航者的生活并没有停下来。他们回到了熟悉的领域，继续用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出力。他们的晚年，平凡却充实，像是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却又带着一生的历练。 陈永贵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他每天早上都去田里转悠，检查土壤，看看庄稼长势。他还是那副老农民的打扮，头裹白毛巾，手里拿着锄头，常常跟工人聊怎么种地更省力。他不摆架子，也不提过去的辉煌，干起活来比年轻人还卖力。1986年，他因肺癌去世，享年72岁。临终前，他对家人说，自己是个农民，能为国家做点事，知足了。他的晚年，像是回到了大寨的土地上，简单又纯粹。 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后，先是干了党委副书记，后来又去了深圳，参与一家合资纺织厂的管理。改革开放的热潮让她看到了新机会，她学着适应市场经济，帮企业引进新设备，提高产量。1998年退休后，她定居深圳，过上了安静的日子。她偶尔会去社区讲讲当年的故事，年轻人围着她，听得津津有味。她的生活，像是从车间到商场的跨越，带着纺织工的韧劲儿。 李素文一直在纺织厂干到退休。她喜欢教年轻人技术，常常站在机器旁，手把手指导。退休后，她没闲着，骑着自行车在沈阳的老街巷跑来跑去，帮社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她的身体很好，笑容也总挂在脸上。2022年，她去世了，享年89岁。工友们提起她，都说她是个热心肠，从没把自己当过大人物。她的晚年，像是纺织机上的线，细腻又绵长。 孙健回到天津工厂后，重新钻研起机械技术。他喜欢画图纸，改进设备，常常忙到深夜。退休后，他回了老家河北，义务帮社区修电器，背着工具箱跑东跑西。1997年，他因病去世，享年61岁。直到最后，他还在跟年轻人讲，干活得用心，机器不骗人。他的生活，像是回到了车间，带着技术工人的专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