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曾跟一帮高级将领唠叨过：“没有毛主席的调度，你们以为能打出什么战绩？”别指望个人聪明才智自个儿瞎搞，那不过是一堆人各行其是、互不相干的个人计划。 正因为有了毛主席那超凡脑袋的正确引导，众人才不是各自为政，才能集思广益、共同商量对策。要知道，这可不是抬杠，而是个团队里有人站出来担当，才能有所作为。 1947年5月4日，毛主席首次提出晋冀鲁豫野战军从大别山发动行动的策略。然而，由于战况的变化，毛主席随后调整了计划，推迟了渡河时间至6月底。 遵循这一新命令，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于6月30日晚，在濮县至东阿一带，组织了约13万士兵跨越黄河的壮观场景，这一行动预示着全国性反攻的开始。 实际上，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并未直接前往大别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他们在渡河成功后，先行在鲁西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地方战斗，以削弱国民党军的力量。 这段期间，刘伯承和邓小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鲁西南战役，历时28天，成功歼灭国民党军约6万人。这场战役彻底破坏了国民党在南部战线的战略布局。 战役中最为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羊山集。羊山集之战不仅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关注，还促使他亲自前往开封指挥，并从西安、洛阳等多地调遣兵力支援。 尽管面对重重围攻，晋冀鲁豫野战军展现了极高的战斗意志，最终在羊山集实现了全歼国民党军第66师及其附属两个旅的战绩。 羊山集战斗的胜利，激发了刘伯承罕见的情感外露。他在战后欢呼跳跃，情感澎湃之余，还挥笔写下了激情飞扬的诗作《记羊山集战斗》。 在成功结束鲁西南战役后，刘伯承和邓小平于7月28日，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带来了复杂的消息。他们报告了胜利的喜讯，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 首先，战斗的激烈导致军需物资，特别是炮弹消耗殆尽，迫切需要补给。 此外，他们还面临着如何安置大量俘虏的难题。战后的资源紧张到了极点，原本计划依赖豫苏区的支援，但现有的经费仅够维持不到半个月的开销。 部队需要至少20天的时间来筹集补给，而即将到来的秋冬季节又将使情况更加复杂，因为军队在前往大别山的途中将面临严重的冬衣短缺问题。 在分析战场形势时，刘伯承和邓小平详细说明了敌军的状况。他们指出，敌方的多个旅部队士气低落，战斗力有限。 如果能利用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陇海路南北持续机动作战两个月以上，有望消灭更多敌军。这样的战术行动将显著降低南下作战的难度。 蒋介石意图利用其优势兵力将人民解放军压制在解放区内，意图将解放军“锁死、困死”。为了打破这一局面，刘邓大军需执行跳跃式的外线作战策略，向敌后开辟新的解放区。 当时，东北野战军在东北与敌军陷入拉锯战，西北野战军因兵力薄弱，采取运动战策略应对敌人。而华东野战军面对江南地区较为强大的敌势力，不宜急于过江作战。 毛主席因此特别关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指示他们独立经营中原，跃进大别山。这一决策意味着刘邓大军需承担从鲁西南到遥远的大别山的长距离行军，这无疑是一次充满风险的挑战，尤其是在缺乏足够后勤支持的情况下。 早在6月3日，毛泽东在向刘伯承和邓小平发出的电报中，已经提前预测了挺进大别山的三种可能结果：一是可能站不住脚，不得不撤回；二是可能站不稳，需要转为游击战；三是成功站稳脚跟，从而开辟新的解放区。 到了7月，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鲁西南遇到了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他们提出需要再进行两个多月的机动作战。 对此，毛泽东在7月29日的复电中提到，如果在两个月内刘、邓领导的部队不能有效地牵制胡宗南部队，以协助陕北打开战局，那么陕北的形势将变得更加严峻。 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人立即意识到继续在鲁西南机动作战的想法不再可行，于是在当天迅速复电，表达了他们将尽快出动以适应整体战略需求的决心。 7月30日，毛泽东再次回电，具体指示了直出大别山的各项注意事项。 毛泽东随后还特别调派郭天民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加强了对刘伯承、邓小平的支持，确保他们能有效组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这场行动最终证明了毛泽东对战争可能走向的精准预判。刘伯承晚年反复强调，正是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指导下，他们才能连连取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