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继位后，想把老爸兴献王抬进“太庙”，号“睿宗”。按照规矩，太庙最多只能有7个名额，有进就有出；血缘关系最远的，必须出太庙，创国者除外。如此，太庙就必须去掉一人牌位。 那么，该去掉谁的牌位呢？起初，嘉靖帝想去掉朱棣，也就是明太宗文皇帝。但是，嘉靖犹豫了，因为朱棣文韬武略，号称中国史上最后一位世界级大帝，不好除掉。再则，朱棣靠靖难夺权，是小宗入继大宗；自己也是一样，藩王继位，小宗入大宗。所以，朱棣牌位肯定要保留。 在古代中国的宗教与政治生活中，太庙的制度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尤其是在明朝，这一制度展现了其独特的发展和演变。太庙不仅是帝王祭祀的圣地，也是维系皇权合法性的重要象征。明朝的太庙制度，其实是在借鉴和发展了周朝的传统，特别是在祔和祧的操作上。 太庙的基本功能是供奉历代帝王的神位。根据周礼，“天子七庙”的规定，太庙中会供奉七位历代君王的牌位，这一制度在明朝得到了特别的维持和发展。明朝太庙的祭祀对象包括太祖朱元璋及其后的几位重要帝王，如太宗朱棣等。根据传统，太祖的牌位位于中心，永不移动，而其他帝王的牌位则根据具体的世代排序左右排列。 在明朝，太庙祔庙的牌位数量是固定的。由于帝王数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牌位的移动，即“祧”。祧是将较早代的帝王牌位移出太庙，以腾出位置给后来的帝王。 明朝的太庙制度在嘉靖年间有了重要的发展。据记载，嘉靖帝对于太庙的管理十分重视，特别是在太宗朱棣的牌位问题上展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尽管太宗朱棣的功绩使他被视为“百世不迁”的重要人物，但在嘉靖帝时期，对于如何处理他的神位仍有讨论。文献记载显示，当时的礼部曾讨论是否需要将太宗的牌位进行祧迁，最终确定其位置不变。 除了太宗朱棣外，明朝太庙还包括了其他几位帝王的牌位，如孝宗和英宗等。他们的牌位在太庙中的排列和迁移。此外，对于那些因政治变故失去帝位的帝王，如建文帝朱允炆和景泰帝朱祁钰，他们的牌位处理更显得复杂。 朱厚熜原是湖北兴献王朱佑杬的子，身份并非直接皇位继承人。然而，在其登基之初，便倡议进行“大礼议”，试图以“继统非继嗣”为由，推动礼制上的一大变革。 首先，嘉靖帝的行动触及了明代皇权与祭祀礼仪的深层结构。在古代中国，皇帝被视为“天子”，承担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其中包括举行郊祀与堂祭两大类祭天仪式。明代初年，郊祀仪式仅配以太祖朱元璋的神位，而堂祭则未曾设立。嘉靖帝提出恢复周代的堂祭制度，意图以此强化皇权的神圣性与正统性。 然而，嘉靖帝的这一提议并非无争议。他认为，自己的生父兴献王朱佑杬，虽未曾真正为帝，却因“生了皇帝”而具备了配享明堂的资格。这一主张引发了朝廷内部的激烈辩论。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虽然看透了嘉靖帝的用意，但并未直接反对，而是提出了一种折中的说法，引用了宋代学者关于堂祭的讨论，暗示既可配祭太宗朱棣，也可考虑皇考之功德。 与此同时，户部侍郎唐胄则直言不讳，反驳嘉靖的提案，认为周代的例子并不支持无功德之人祭享明堂，维护了传统礼制的原则。这一反对不仅触怒了嘉靖帝，更导致唐胄被投入锦衣卫监禁。 嘉靖帝不甘失败，继续推动其政策，制定了《明堂或问》规范，宣称堂祭必须配生父，并要立庙号，祔庙。为了缓解反对声音，他采取了一种策略性的调整：提升朱棣的庙号为“成祖”，并与太祖朱元璋一同享有郊祀的荣誉。这一调整既满足了嘉靖帝对生父的祭祀要求，也为朱棣赋予了更高的祭祀地位，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平衡传统与变革之间的矛盾。 嘉靖皇帝的治理策略包括了对太庙的一系列调整，特别是在他晚年。这一时期，嘉靖帝采取了南北朝时期的做法，提前将孝烈皇后祔葬于太庙。此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太庙中预留出位置给自己，确保自己的父亲，即献皇帝朱佑槱的牌位不会被移出太庙。 在嘉靖帝的决策中，选择将与自己血缘最远的仁宗朱高炽的神位移出太庙，而非他的父亲献皇帝朱佑槱。这是因为嘉靖帝预见到自己去世后，可能会有大臣提议将其父的牌位移出，尤其是在“大礼议”及其他政治争议的背景下。通过在生前就做出安排，嘉靖帝有效地保护了自己父亲的神位，同时也确保了自己的政治遗愿不会受到后世质疑或更改。 这一行为虽然解决了太庙空间不足的问题，但也在网上引发了一系列误解和谣言，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关于“为避免将朱棣迁出而将其庙号升格为祖”的谣言。实际上，嘉靖帝提升朱棣庙号为“成祖”与太庙的空间配置无关，更多是出于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和政治意义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