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出资1000大洋邀请爱因斯坦来华，然而，爱因斯坦却对酬金不满，他希望北大将1000大洋提高到1000美元，对于这一要求，蔡元培犹豫了。 主要信源：（南京日报——爱因斯坦与蔡元培的“北大之约”意外取消；环球时报——爱因斯坦与中国:错过北大 在上海得诺奖；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不谅解爱因斯坦） 1922年秋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怀揣着厚厚一沓银票坐在书案前。 这些钱是他和梁启超省吃俭用凑出来的，专门用来请那位轰动世界的物理学家来中国讲学。 前些日子收到驻德使馆回电，说爱因斯坦终于松口答应年底前访华，整个燕园都沸腾了。 教务处的先生们连欢迎会的酒水单都拟好了，就等着那位头发蓬乱的科学奇人踏上中国的土地。 没人想到十一月初会传来变卦消息。 日本方面开出两千英镑的天价酬劳，还包下豪华邮轮舱位，硬生生把人截胡去了东京。 蔡校长捏着日方发来的电报，指尖在“北野丸号”四个字上掐出了深印子。 更让人窝心的是，那艘日本邮轮中途在上海停靠补给时，北大师生还特意举办了欢迎晚宴，宴会上爱因斯坦满脸笑容地说：“日本讲学结束必定来北平。” 可当轮船驶离吴淞口后，再没调头向西。 多年后普林斯顿大学公开一批私人档案，其中就有爱因斯坦当年那本日记。 泛黄纸页记载着1922年11月13日的情景：“码头工像蚂蚁般运送货箱，汗臭混合着劣质烟草味。这些矮小黄种人如此肮脏，连吃饭都蹲在路边如同欧洲野人排便。” 翻过几页还有更刺眼的字句：“中国女人毫无女性魅力，竟能引诱男人实属荒诞。” 最后那句让人脊背发凉：“倘若此等人种蔓延开来，于文明世界实属灾祸。” 事实上那艘北野丸号只在黄浦江泊了三十六个小时。 除去北大宴请的两个钟头，爱因斯坦的活动范围没超出码头三百米。 他亲眼所见的“中国人”，不过是搬运工蹲在货堆旁扒饭，黄包车夫靠在墙根啃干粮。 可这些零碎片段，竟拼凑成他对四万万人的刻板结论。 这笔记本里还藏着更大的讽刺。 同一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演时说：“今日虽见日本领先，未来世纪当属中国科技时代。” 这类漂亮话传回国内，被不少报纸当成标题刊发。 上海《申报》还专门做了社论：“爱氏慧眼识龙潜。” 当时有多少中国青年，就是捧着这些报道点燃科学救国之志。 直到1987年日记曝光，爱因斯坦孙女伊芙琳才向媒体抖出更多内情。 她证实祖父晚年多次流露对亚洲的轻蔑，甚至把香港带回来的檀香扇叫做“黄奴手工”。 这位科学巨匠的私人生活同样经不起推敲。 定居美国期间至少有三位秘密情人，其中还包括个苏联间谍。 这些丑闻和日记彼此印证，撕碎了那个圣洁智者形象。 平心而论，爱因斯坦科学成就没有因此减色半分。 光线在引力场中拐弯的预言，原子能公式里的质能方程，至今仍刻在各国的物理教材上。 1989年美国邮政总局发行纪念邮票时，民众抢购热度丝毫不减。 可对于曾经仰望他的中国人来说，那道耀眼光环终究蒙了尘。 北大教授王竹溪曾分析过这次爽约的影响。 原本蔡元培想借科学巨匠访华推动教育改革，计划在北平、上海开设十二场系列讲座。 礼堂坐席的预约券印到五千张，连南洋侨商都汇款预定座位。 爱因斯坦转道日本后，这些印刷品全成了废纸。 更深远的影响是，这盆冷水浇醒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迷梦。 原来西方学界领袖也会拿金钱衡量学术交流。 历史翻过这一页时留下个苦涩注脚：1955年爱因斯坦病逝，上海《文汇报》用整版刊登其科学贡献，对日记只字未提。 倒是前年才解密的燕京大学校务纪要里，记载着老校长蔡元培在1936年某次茶话会上的感慨：“有些星辰看似触手可及，实则远在光年之外。但求索真知的路，终究要自己掌灯而行。” 对此您怎么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