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恐惧笼罩一切，人人自危。
1934年，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遇害，成为压垮苏联社会信任的导火索。事件之后，莫斯科街头涌现出大批便衣警察，各种会议上“清除潜在威胁”的口号此起彼伏，一时间人人自危。工厂车间里，昔日并肩工作的同事，可能转眼间就被带走调查，留下的人噤若寒蝉，不敢多问一句，生怕因为一丝同情或关心而被牵连。根据后来公开的档案显示，仅仅在1934年末到1935年初，就有超过60万党员被除名，无数人毫无预兆地丢掉工作，甚至在深夜的敲门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1936年开始，这场残酷的清洗愈演愈烈。1937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开审判”席卷全国，成为所有苏联人民挥之不去的噩梦。莫斯科的审判庭上，曾经为革命立下赫赫战功的功勋人物被指控为“叛国者”，电视和广播反复播放着他们“认罪”的画面。民众在家中观看或收听，内心恐惧不已：连这些跟随列宁出生入死的同志都成了“敌人”，还有谁能幸免？
当时的办公室里，人们不敢私下交谈；学校课堂上，老师不敢超纲授课；孩子们也学会了“不该问的别问”，因为邻家孩子的告密可能会让父母陷入危险。军队的情况更加险峻。1937年6月，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高级将领被处决的消息传来，令所有军官惊恐万分。原本井然有序的军营里，频繁出现“审查小组”，军官们不断递交“思想汇报”，却始终不知道哪句话会成为致命的“证据”。统计数据显示，红军指挥员超过80%被清洗，许多年轻军官甚至还没来得及学习战术理论就被推到指挥岗位上，这种人才断层在后来的战争中造成了惨重代价。
普通民众的生活也深受恐惧的侵蚀。1937年的“社会不良分子”运动中，“前地主”、“旧贵族后代”等标签成为人人喊打的罪名。莫斯科的住宅楼里，常常在深夜响起猛烈的敲门声，惊醒的孩子们依偎在父母怀里，听着楼道里传来的辱骂和拖拽声。据统计，仅1937年11月，全苏联就有超过10万人被处决，古拉格劳改营的人数急剧增加，许多人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街上，越来越多的家庭窗户上挂着黑纱，却很少有人敢公开哀悼，因为“过度悲伤”可能被认定为“同情敌人”。
文化界同样一片死寂。作家们不敢创作现实题材作品，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必须事先得到组织的批准，就连剧院的演出剧本都要经过层层审查。曾经热闹的沙龙聚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心翼翼的寒暄，“今天天气不错”成了最安全的谈话内容。许多知识分子为了证明自己“忠于苏维埃”，主动投入到劳动队伍中，但即使如此，仍有人在清晨被带走，留下尚未完成的手稿。
这场运动带来的不仅仅是惊人的数字——据档案记载，1936年到1938年间至少有60万人被处决，数百万人被流放——更重要的是，它摧毁了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人与人之间筑起一道道无形的隔阂，夫妻、父子、同事，都互相猜忌，不敢吐露心声。当人们连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信任时，整个国家陷入一种令人窒息的冰冷寂静，这种寂静比任何暴力都更加可怕，成为那一代人永远无法磨灭的集体记忆。直到苏联解体多年后，档案解密，这些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让世人得以了解那段被恐惧统治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