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物理学家钱三强在马路上，突然，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走过来，弯着腰，并含糊不清地说：“给我点钱……”谁知，钱三强准备掏钱，定睛一看，顿时惊讶不已。老人看了钱三强的反应后，神情闪躲，赶紧走开。钱三强立刻跟上，拉着老人家的手，哽咽地喊了一声：“教授，您怎么...”他泪流满面。 寒风割脸，街头尘沙翻卷。路边，一位老人拄着棍，衣衫破旧，双眼浑浊。钱三强刚走出研究所，刚从会议里脱身，满脑子还在想着项目报告和实验指标。那人走近，低声呢喃求钱。他愣了下，随手摸口袋，然后抬头。 一眼望去，身子猛地僵住。 他认出了那张脸。苍老、塌陷、憔悴，可还是认出来了。他一瞬间心跳骤停，眼前一黑。几十年前的讲堂、实验室、办公室像倒带一样回荡脑中。他那一刻，不再是“院士”“功勋”“核物理泰斗”，他只是个学生。 那人转身要走。他急了，追上去，一把拉住衣袖，眼泪脱口而出。那不是同情，是愧疚，是惊惧，是悔意。 这个人，是叶企孙——他当年的老师，也是中国近代物理教育的奠基者，钱三强的一生之师。 故事，要从更早的年代说起。 1913年，钱三强出生于浙江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著名学者钱玄同。家中满墙书卷，少年钱三强耳濡目染，立志科学报国。1钱三强936年，他远赴法国，师从居里夫妇门下，专攻原子核物理。四年后，他拿到博士，成钱三强为在欧洲获最高学术荣誉的中国人之一。 1948年，他放弃国外优渥环境，回到战火未熄的祖国。那时中科院刚成立，他被任命为核研究所副所长。十年间，他主导组建了中国原子弹研发体系，是“两弹一星”工程最早的提出者之一。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氢弹也跟着引爆。背后牵头人，就是他。 而这些成就的源头，有一个名字不能缺——叶企孙。 叶企孙，早年哈佛留学，精通数学、物理、哲学。上世纪20年代，他回国创办清华大学物理系，是中国最早一批实验物理的播火者。他主张“科学救国”，亲自设计课程体系，选拔学生，亲授实验。他讲课逻辑严密，风格冷静，是那个年代理科生最向往的“物理灯塔”。 钱三强就是他一手挑选、亲手培养出来的弟子。 除了钱三强，他还教出吴大猷、赵忠尧、黄昆、赵九章、钱骥等一批共和国科学基石。几十年后，这群学生几乎构成中国“两弹一星”的技术主干。 但世道变幻，连灯塔也会被浪涛淹没。 叶企孙从北大宿舍被驱赶，无家可归，靠捡破烂维生。白发老者，曾经万人敬仰，如今沦为街头乞人。 而这一切，钱三强是知道的。他身为科学领军人物，也未能保住恩师。他也自身难保，多次被审查、批判，虽然职位尚在，但心力交瘁。他想过帮忙，想过上书，却都被驳回——那几年，连一封信都得三审五过。 直到1972年，那场街头重逢，撕裂了表面的平静。 钱三强那天走得急，没留神。老人突兀出现，他起初只是礼貌回应，直到看清脸，整个人像被电击。他不是没想过叶教授会过得苦，但没想到，是这种地步。 教授不说话，眼神游离，像是羞愧，又像是本能防御。他想拉他回办公室，想送他回家，可教授只是摇头、退缩、躲开。最后，他拗不过，只能远远目送他离开。 那天晚上，他彻夜未眠。 第二天，他安排人打听教授下落，几经辗转，才得知北大为其恢复生活津贴，安排简陋住所，但身体已极度衰弱。他派人送去营养品、衣物，但教授始终谢绝来访。或许是怕拖累，或许是尊严作祟。 五年后，1977年，叶企孙去世，享年79岁。悼词寥寥，报道无声。但他的名字，被他学生们铭记在心。他没等到恢复名誉的正式文件，但他等到了弟子的接力。 钱三强在此后十几年间，致力于重建中国科学体系，推动青年科研人才培养。他在多个场合提及老师叶企孙，强调他是“开物成务”的先驱。他说：“没有叶先生，就没有我；没有他，就没有中国原子科学的今天。” 1992年，钱三强去世，临终前一次会议上，他还在筹划青少年科技教育项目。他没能为老师平反，却用自己一生的奋斗，把恩师的精神代代相传。 街头那一幕，早已过去半个世纪。但那张老照片，那场突然相遇，仍被无数科技人传颂。 在那个寒冬里，科学与尊严都被踩在脚下。可一位学生认出了老师，一双手拉住了一段历史，也拉回了科学家的良知。 这不是偶遇，是命运安排的一次救赎。一位物理大师的膝下，一位革命导师的晚景，浓缩在那一声哽咽里。 教授，您怎么……您怎么落到如此境地？ 这一问，问尽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的沉默与苦痛；也问出千千万万后人，今日为何不能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