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和静县供销社账目一查，主任脸色骤变。两万多元的“坏账”全出自一个人之手。赊账名单密密麻麻，名字一个比一个熟悉——老乡、邻居、穷户、牧民，甚至连无亲无故的流浪汉都在其中。 责任人是新来的退伍兵，维吾尔族，名叫阿里木江·哈力克。他什么都没说，只叹了一句：“做人不能太心软。”然后提着包走了，连一分赔偿都没要。 他没想过争辩。那年他才二十一岁，刚从部队复员，回家不久就被安排进了供销社。工作单调，收入不高，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来买东西的人大多太穷了。小孩冻着脚来买鞋，妇女怀里抱着欠条来求米，他抬手就签了。钱他没收，账他都记。他想着，等他们宽裕了自然会来还。 可他忘了，这年头大家都在熬，谁还得起那些账？一年不到，他账本上的欠条塞满整整一抽屉。主任发火，他低头。他不是傻，他只是信得过人。他从来没多拿一分公家钱，可却因为这份“心软”，丢了饭碗。 离开供销社后，他在街边支起烤架，卖羊肉串糊口。三天两头被人轰，刮风下雨只能钻桥洞。有一回，他身上只剩下两块钱，买了半个馕和一瓶水，蹲在地上啃着。他想了很多：是自己太笨，还是这世界不适合讲情分？ 他以为自己要熬到尽头了。 可生活总会在最难的时刻，偷偷翻篇。2001年，他带着破旧的烤箱，坐上绿皮火车，辗转几千公里来到贵州毕节。他听说这里人多路广，或许能重新开始。 刚落脚那几天，他在街头卖了20串肉，赚了几十块钱。还没高兴多久，执法队就来了，一脚踹翻烤炉，生意被没收。他站在风里，口袋空空，只剩下一句不甘。 当天晚上，他坐在人行道边发呆。一个路过的农民工看见他可怜，给他买了一碗豆花饭。那是他那几天吃得最饱的一顿。他没问人家的名字，只记住了那碗热饭的味道。那一刻，他突然明白，有时候，善意不是错，只是时机未到。 过了几天，他又遇到一位老战友，曾一起扛过枪，如今在酒吧当厨子。战友情不用多话，那人借了他100元，还安排了住处。他用这笔钱重新买了羊肉串，夜市重开。 这一回，他懂了分寸，也看清人情。他不再轻易赊账，但也从不拒绝伸手的人。夜市生意慢慢稳了，能吃饱、能睡暖，他开始攒钱，想着干点“正事”。 2002年，一场山火突发。他看到镇远一座小山着火了，没多想就冲上去帮忙救火。火熄了，他的衣服烧烂了，脸也烫红了。有人给他送来300元，说是奖励，他谢绝了。他说自己不是消防员，只是看不得火烧人。 那年秋天，他把攒下的几百元捐给了附近小学的孩子，买了书包、文具、五星红旗。那些孩子第一次升国旗，穿着他送的布鞋，个个站得笔直。 一年后，县里有个叫周勇的孩子生了肾病，家里掏不出医药费。他路过医院，听说这事，直接掏出200元，还找媒体帮忙宣传。不到半个月，筹款上万，孩子得救了。 他没有大张旗鼓，只是回到摊位继续卖串。他说，孩子能活下去，比什么都强。 2006年，他用五千元积蓄设立了“阿里木助学金”，专门帮助考上大学的贫困生。他不识字多，但知道，知识是出路。后来又陆续资助几十名学生，其中不少如今成了教师、医生、警察，纷纷写信感谢他。 有一年，聚河小学没国旗、没升旗台。他亲自送去181个书包、几十面五星红旗，帮他们举行第一次升旗仪式。他穿着军装站在操场上，看着孩子们唱国歌，眼眶红了。 后来，他还参与过玉树、雅安、临夏等地震救援。自己捐钱捐物，馕、羊肉、帐篷，能带的都带。他说自己不是大老板，没几百万可捐，但他是兵，兵该上。 这些年，他得了很多奖：感动中国、全国道德模范、助人为乐模范。有人问他做这些值不值，他只笑笑，说当初那碗豆花饭他没还过，现在换他还世界一点善。 他依旧在毕节摆摊，卖羊肉串。摊位后面挂着奖状，烤架前面排着人。有孩子过来叫他“阿里木叔叔”，他总是多送一串，还会笑着嘱咐一句：“慢点吃，别烫着。” 他的人生没多大场面，没轰烈起伏。他只是一个新疆退伍兵，摔过跤，吃过亏，心软过，被赶过，也被人帮过。他曾说过一句话：“做人心软也好，至少我对得起自己。” 三十年过去，他活得干净、踏实、坦荡。他没变世界，却温暖了很多人。那些曾经被赊账养活的乡亲、被捐助的学生、被拉出火海的孩子，或许都不会忘记，这个曾在1992年被说“你走吧”的年轻人，用一生回答了世界：好人，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