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杨振宁指出：“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却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王贻芳在2016年正式提出建设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宏伟设想。这将是一台周长100公里的超级粒子加速器，其目标是深入研究希格斯粒子，探索宇宙最基本的构造。他说得斩钉截铁：“我们现在不建，30年后连建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基础科学实现“弯道超车”的唯一机会。欧洲的对撞机已经运转多年，美国的项目被砍，中国正是时候接棒主导世界粒子物理的未来。 而杨振宁的反对同样激烈，他说：“就算建成了，也不过是给外国人做嫁衣。”在他看来，这个项目耗资巨大风险难以预估，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足够的人才来主导这样一个项目。” 他说得毫不留情：“与其撒下两千亿，不如花这些钱培养几位能拿诺贝尔奖的年轻人。” 杨振宁甚至不惜顶着“保守”“阻碍国家科技进步”的骂名，投下了关键一票——否决。 王贻芳并不是一位空喊口号的科学家，他是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负责人，这个项目曾被《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他本人也因此获得了被称为“科学界诺贝尔奖”的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奖金高达300万美元。 在中国，获得这种国际级别承认的科学家屈指可数。他的专业能力和战略眼光毋庸置疑。 王贻芳认为，中国不能总是跟在人家后面跑。如果这次不大胆出手，未来几十年中国都只能是科学圈的“配角”。 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他说：“我们不能永远依赖别人的科研成果，总要有一天我们也要站到前沿去。” 他的计划不仅仅是建造一个对撞机，而是打造一个全球粒子物理学者向往的科研圣地。项目一旦启动，预计将吸引全球数千名科学家来华合作。他相信，这将成为中国科技软实力的标志性工程。 但杨振宁的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资金是最大的问题，2000亿人民币是什么概念？那是一个中等省份一年的教育经费，是数十万个乡村小学的建设成本。 他提醒大家，美国当年也曾启动一个叫做“超导超级对撞机”的项目，投入了80亿美元，最后却被国会叫停，留下一个巨大的地下环形隧道，成了科学史上的“烂尾工程”。 人才问题也被杨振宁一语道破：“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的顶尖人才，不到全球的1%。你建了对撞机，谁来用？难道要靠外国人来操作、来主导？” 如果真是这样，那中国人花费巨资建成的科研平台，最后却成了别人的科研基地。 最后他直言：“高能物理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研究，往往是建立在多个未经验证的猜想之上，花了巨资，也很可能什么都发现不了。相比之下，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命科学，这些新兴领域才是更值得下注的未来。 这场争论最终落到了中科院内部的一次投票上。11位顶尖科学家被召集评估CEPC项目的可行性。结果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五票支持，五票反对。 最后决定权落在了第11人——杨振宁手上，他投了反对票。 王贻芳的支持者在网上声援：“如果不是杨振宁，中国早就有自己的超级对撞机了！” “不建对撞机，中国永远没有话语权！” 而杨振宁的粉丝也毫不示弱：“杨老说得对，2000亿砸进去，十年后还是别人拿诺贝尔奖。” “人才都没准备好，建了有什么意义？” 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对撞机的争议，其实反映了更深层的国家战略困境：是不是只有“看得见成果”的科研才值得投钱？追求科学的“长远之美”，还是解决“眼前之急”？应该优先建设让人仰望星空的大科学装置，还是先把脚下的路修好？ 杨振宁所坚持的是一种务实派路线：科学要扎根现实，人才先行，基础教育先打牢。 而王贻芳所代表的是进取派思维：机会稍纵即逝，不抢占先机，就永远在别人后面。 两种路线没有绝对对错，但这场冲突让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有限资源下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虽然2016年项目被搁置，但王贻芳并没有放弃。2024年，他联合38个国家的科学家发布了最新的技术设计报告，预算也从最初预计的2000亿调整为364亿人民币。 根据最新计划，CEPC将在2027年正式动工，十年内完工。这不仅是对杨振宁当年反对意见的回应，也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做出的妥协。 这场科技界的“世纪之争”也许并没有输赢，杨振宁的谨慎让国家避免了可能的“烂尾风险”，王贻芳的坚持则保留了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战略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