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大学教授何家庆来到深山调研。由于过于饥饿，于是就向村民讨吃的。不料，村民居然端来一碗猪食，没想到，何家庆不仅没生气，甚至接过那碗猪食，泪流满面的吃了起来。 1998年的深山清晨像是还没完全醒来，雾气从沟底往上涌，把石阶、田埂和树梢裹在一团湿漉漉的白色里。 路边那口三脚铁锅刚挂上灶台，一把稻草点着了火，青烟往上窜，呛得人直眨眼。 村里人把山芋、谷糠和一点泔水倒进锅里，咕嘟咕嘟煮成稠糊——平常都是给猪添的。 可那一天，这碗糊糊端到了一个外来人的手里，他捧着碗，嘴唇有些发抖，汤汁顺着下颌往下滴，他却像捧着稀世珍宝，低着头一口一口吃，边吃边掉眼泪。 那个人叫何家庆，一位大学教授，肩上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兜里只剩下一张折角的地图和几页调研笔记。 村民盯着他，先是好奇，后来是敬佩，再后来就叫他“何老师”。 他不是偶然闯进这片大山。 出生那年，新中国刚刚站稳脚跟；父亲在安庆码头拉车，母亲沿江拾柴。 家里没什么可给他，可国家给了他免费读书的机会，那些盖着红章的免学费通知像一张张船票，把他从江边带进了课堂。 从那时候起，他心里放下一句承诺：谁给一捧土，就得还回一座山。 进大学后，他选了生物，钻进实验室，埋进标本堆。 别人看植物是花叶，他看的是山里人能不能靠这玩意吃上饭、供得起娃上学。 八十年代，他背着背篓，一头扎进大别山，两百多天里不知爬了多少座海拔上千米的山峰。 同行的只有干粮、水壶、放大镜和一本写满拉丁名的本子。 那趟路让他认定魔芋能救贫困户一命——耐阴、耐瘠薄，亩产高，磨成粉还能做食品、药材。 可光有科研成果没用，得有人站到田埂上，掰着手指教农民怎么种。 于是1998年，他把攒了十几年的积蓄二万七千多块全揣在口袋里，春节刚过就踏上西行。 八省区，三十多州县，四百多村落，脚板底磨起泡又结茧，褪了皮又裂开口子。 夜里睡过山神庙，也睡过牛棚。饥饿顶到嗓子眼，就敲开民房讨口吃的；钱花光了，就蹲在集市边写路书，给过路人讲魔芋故事，换几个馒头。 那一路，他像摆摊的，又像办学的。 白天拿着魔芋块当教具，比划芽眼、演示切片；晚上围着煤油灯，把农户喊来，把土样平铺在门板上，讲什么是酸性、什么是碱性，讲怎样覆土、怎样控水。 乡亲们听得懂的词不多，他就把书面语全掰成土话；民族语言不通，他就找娃娃当翻译。 证书、介绍信、感谢信贴成一卷，拉开足有小半间屋长。 回到合肥时，他的体重比出发前轻了二十斤，可行李箱塞满各地土样和村民寄托的盼头。 成了“魔芋大王”后，他没换住处，还是那间老楼小屋；没换衣柜，里头一件褪色中山装配一双解放鞋。 有人拿奖金请他买房，他把十万元全捐给贫困地区女童助学。 有人劝他多顾自己，他摆摆手：山里小姑娘要是能背上书包，比给自己换床好被褥更踏实。 后来他又瞄上栝楼，这种藤蔓在中原见怪不怪，可在市场上能卖成中药，也能加工食品。他六十多岁时重新踏勘江淮丘陵，建示范田，写《中国栝楼》，又掏钱申报六项专利。 别人图名图利，他图的是“农民能把荷包鼓起来”。 二〇二五年盛夏，潜山的柏油路像烧红铁板，他走访栝楼基地时晕倒，被确诊癌症晚期。 医生建议住院静养，他却把电脑、草图和尚未归档的试验数据搬进病房。 身边学生劝一句，他就笑一句，说还有表格没做完、还有对照样没化验。病情恶化那天，他交代家属：眼角膜要留给山里娃。 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形容，那两枚角膜透明得像清水，正好点亮两个孩子的世界。 他最后没留下存折，也没给自己置办墓地。 离世消息传来，贵州、云南、四川、安徽的大山里，许多村民在祠堂里点亮蜡烛，贴出写着“何老师”三个字的白纸。有人回想起当年那碗猪食糊糊，说：“咱给得起的，只有这点，还好他肯吃。”那句话听着粗，却是真心。 对山民来说，尊敬不是挂在嘴边的，而是把家里仅有的热食端出去。 时至今日，魔芋产业链在西南延展，栝楼也成了江淮丘陵的新经济作物。 有人抱怨市场风云变幻，他当年的手写教材却还贴在村委会墙上，油迹斑驳，却没人舍得撕掉。农户学着上网卖货，晒订单截图时，总要提一句：“这是何老师教的。”教什么？教怎么在石缝里也能蹚出路，教怎么把知识变成热饭变成学费变成日子里的底气。 那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只是再朴素不过的活法。 说到这里，难免会有人问：他图什么？一句老话作答——行路人，且把远山当归处。何家庆把自己当成那行路人，步子迈出去，就不打算回头。 穷孩子能上学、山里人能脱贫，在他眼里就是归处。别人看他吃那碗猪食觉得委屈，他却把那当成人和人之间最直接的信任：你把碗递过来，我把心递过去。 两相抵押，比山高比水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