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解放以后，南宁被定为广西省会，广西省主席张云逸向毛主席抱怨，说：“去北京和广

广西解放以后，南宁被定为广西省会，广西省主席张云逸向毛主席抱怨，说：“去北京和广州开会，得绕道柳州，沿途匪患不断，还要军队护送，很不方便，不如将省会搬到柳州。”毛主席听了笑着拒绝了他：“广西的土匪确实厉害，但我有办法。”   1950年春天，广西省主席张云逸坐在南宁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的荒凉景象，心情五味杂陈，刚刚解放的南宁百废待兴，从这里到北京开会，得先坐汽车颠簸到柳州，再转火车北上，单程就要三四天。 更让人头疼的是沿途的土匪问题，每次出行，张云逸都得带上一个连的兵力护送，有时还会遭遇零星枪战。桂西南一带的土匪残余多达十几万人，经常袭击过往车队，抢劫物资。 张云逸琢磨着，不如把省会迁到柳州算了，柳州位于广西中部，湘桂铁路已经通车，去哪儿都方便。而且那里地势平坦，适合建设新城区。 当他把这个想法汇报给毛主席时，毛主席听完笑了笑：“广西的土匪确实厉害，但我有办法对付他们。南宁不能搬。” 毛主席的“办法”很快就来了，1950年6月，中央军委调集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进入广西，开展大规模剿匪行动。解放军采取“清剿与争取并举”的策略，一方面武力清剿顽抗匪帮，另一方面争取愿意投降的土匪头目。 这场剿匪战持续了三年，据当时的作战记录，解放军共歼灭土匪47万余人，其中击毙12万人，俘虏和投降35万人。到1953年底，困扰广西多年的匪患基本肃清，连山区小道都能安全通行。 与剿匪同步进行的是交通建设大会战，1951年7月，湘桂铁路全线贯通，南宁到柳州的火车只需6小时。同年，南宁到凭祥的公路也修通了，直达越南边境。 最让人兴奋的是民航开通，1952年，南宁白龙机场正式启用，开通了到北京、广州、昆明的航线。张云逸第一次坐飞机去北京开会时，感慨万分：“以前要走四五天的路，现在半天就到了。” 交通的改善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原本偏远的南宁开始显露出独特优势——它距离越南河内只有180公里，是中国内地通往东南亚最近的省会城市。 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韦国清担任自治区主席，他再次提出迁都建议：“南宁太偏南了，柳州空地多，更适合建新城。” 毛主席的回应很幽默：“照这个逻辑，北京是不是也该搬到兰州去？那里更居中啊。”一句话，彻底打消了迁都的念头。 事实证明，坚持南宁做省会是明智的，上世纪60年代援越抗美期间，南宁成为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大量军用物资从这里运往越南，南宁的战略价值充分显现。 改革开放后，南宁的区位优势更加突出，1990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边境贸易迅速发展，南宁到凭祥的公路上，运货的卡车络绎不绝，每天都有数百吨商品通过这里进出口。 2004年，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办，这座边陲小城一跃成为国际舞台的焦点，博览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发展机遇，每年11月的展会期间，全世界的客商涌入南宁，酒店一房难求。 数据最能说明变化，1950年，南宁城区面积只有8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5万。到2023年，城区面积扩大到37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突破880万。GDP从解放初期的几千万元增长到5186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第17位。 如今的南宁，地铁四通八达，高铁可直达全国各大城市，南宁吴圩国际机场年客流量超过2000万人次，连接东南亚主要城市的航线密度仅次于广州和深圳。 每年的东盟博览会上，来自10个东盟国家的总理、部长们齐聚南宁，商讨合作大计，榴莲、咖啡、红木等东南亚特产通过南宁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的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也从这里走向东南亚。 回头看当年的决策，毛主席的坚持确实有着深远考量，他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而是通过解决根本问题来化解矛盾。剿匪、修路、通航，一步步破解了南宁的发展瓶颈。 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南宁面向东南亚的独特价值，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几十年后中国与东盟的密切合作，但南宁的地理位置为这种合作提供了天然优势。 柳州虽然也发展得不错，成为广西重要的工业城市，但在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方面，始终无法与南宁相比。一个在内陆腹地，一个靠近边境，承担的功能自然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宁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一种发展智慧：与其回避困难另辟蹊径，不如正视问题寻求突破。这种思路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无论是城市发展还是企业经营，都需要这种迎难而上的勇气和智慧。 当年那个需要军队护送才能出入的边陲小城，如今已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枢纽，历史的选择，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案。   信源： 毛主席主张广西省会在南宁——广西党史、《广西通志·交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统计局《2023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