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我能不能进去陪父亲守一夜？”
1976年9月11日夜幕降临，北京中山公园的长龙依旧绵延不绝。一位神情疲惫却坚毅的女子站在一名卫兵面前，轻声恳求。卫兵对她表示歉意：“李敏同志，实在不行，已经安排妥当了。”简单的对话，不容置疑的语气，李敏心中五味杂陈。两天前，父亲辞世的那一刻，她便已表达了守灵的愿望。作为长女，陪伴父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于她而言理所应当。她得到的答复却是“暂不方便”。各种理由接踵而至：安保、人群管控、灵堂秩序……这些解释似乎都合情合理，但在李敏听来，却如同一道道无法逾越的屏障。
这并没有磨灭她的决心。当晚，她换下素服，加入了普通的悼念队伍。秋夜寒凉，队伍缓慢地蠕动，冰冷的地面，夹杂着柏树清香的夜风，让她想起27年前香山的那条小路——那是父亲牵着她散步的地方，同样的秋风，同样的树木芬芳，只是那时，父亲还在她身边。
1949年3月，香山双清别墅门口，父亲张开双臂，唤她“娇娃”。12岁的她，穿着小皮鞋，一边跑一边哭泣。父亲将她紧紧抱住，连声说道：“回来就好。”从此，俄语的“папа”变成了湖南口音的“爸爸”。尽管工作繁忙，父亲总会抽出时间，晚饭后牵着她去公园散步，叮嘱她：“娇娃，别光脚，北平的石子扎脚。”这些话语，她铭记一生。
这份父女情深并未长久。50年代后期，父亲的工作更加繁忙，安保也更加严格。李敏结婚生子，搬离中南海后，出入证被收回，她感到茫然，仿佛家门被悄然关闭。此后探望父亲，每次都需层层通报，偶尔被阻拦在红墙之外，只能仰望国旗，心中默默祈祷：“爸爸会不会着急？”1974年春天，她再次被拦在门外，泪流满面，她大声喊道：“我真是毛主席的女儿！”说出这番话，她自己都感到陌生和辛酸。回家后，她才得知，父亲醒来后问的第一句话便是：“娇娃来了没有？”即便视力衰退，父亲依然牵挂着女儿。
1976年5月，她在“五七干校”务农，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立刻赶回北京。病床上的父亲声音虚弱：“娇……娇……你来啦。”李敏擦去父亲嘴角的药渍，强颜欢笑：“爸爸，我在。”父亲却依然心疼她：“怎么……这么久……没来？”她哽咽着，没有解释那些阻拦，只是将父亲的手贴在脸上，试图留住那逐渐消逝的温度。
9月9日凌晨，电话再次响起。“中央办公厅，立刻到中南海。”她来不及换鞋，便冲出了家门。推开卧室门，一片死寂，父亲安详地闭上了双眼，脸上是最后的平静。李敏跪下，泪如雨下，紧紧握住父亲冰冷的手，低声呼唤：“爸爸，娇娃来看您了。”
灵堂开放那天，她按规定排队进入。水晶棺中，灯光柔和地映照着父亲的面容。李敏深深吸了一口气，步伐坚定而轻缓。她伫立片刻，轻声说道：“爸爸，女儿来迟了。”随后，她让出位置，让其他人继续瞻仰。握紧拳头时，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却无声无息。
未能实现守灵的愿望，回到家后，她亲手设了一个小小的灵台，黑白遗像、松枝、素花圈，绢带上写着“继承爸爸遗志”。多年来，哀乐声声，她从未让家人撤掉。有人劝她走出悲伤，她摇摇头：“我不是悲伤，我只是记得。”
如今，她已年过八旬。偶尔，她会向子女提起当晚的队伍：“排了好几个小时，一点都不累，因为我知道，前面是爸爸。”说到这里，她会轻轻一笑，那笑容中，既有遗憾，也有满足——毕竟，她最终还是见到了父亲，完成了女儿最后的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