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夫人与亲属几十年未见，建国后专门找叶剑英：帮帮自己的亲人 【1949年10月22日清晨，傅涯推开广州沙面一间临时指挥部的门，轻声道：“叶参谋长，可否耽误您五分钟？”】 叶剑英正忙着汇总华南接管情况，听到这句话，他抬头，摘下眼镜，示意来人落座。就在两天前，广州刚刚解放，前线报告、后勤清点、城市秩序，每一项都像烧开的水一样沸腾。可叶剑英从傅涯略显憔悴的神情里，看出这件事并非公事。 傅涯的请求很简单，却又极难——替远在台湾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解燃眉之急。家人的行踪、经济状况、未来可能的归路，傅涯全无把握，只知道“他们在台湾境况艰难，十余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叶剑英仔细听完，没有多余的客套，只说：“钱的渠道我来想办法，你安心等信。”一句话让傅涯当场红了眼眶。 先把时针拨回1938年。那一年，她20岁，背着简单行囊，与弟弟、妹妹踏上西安—延安的黄土之路。黄风卷过窑洞，她在抗大文工团排练新剧《黄河暴动》，隔壁院子里，陈赓头裹绷带、手捧《孙子兵法》，偶尔咧嘴笑着高谈纵横。战争年代的爱情往往势如闪电，两人很快决定结合，主持婚礼的刘伯承调皮地祝福：愿你们的子弹永远不偏不倚地射向敌人。婚后小两口聚少离多，陈赓每次出征前她都会塞给他一本小日记，“字写完了就回家”，这成了二人默契。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斗争急转直下，傅家在绍兴的老宅因战火凋敝，一家先赴上海，再被潮水般的渡海大军挟裹去了台湾，音信顿断。傅涯拿着唯一一张老照片，时常愣神：父亲那顶灰呢礼帽、母亲旗袍上的花纹，如今怎样了？而此时的她已是三军总司令部大院里的陈夫人，却毫无办法把亲情拉回大陆。 回到广州的情节。叶剑英说到做到，当晚就召集中南局机要人员，研究怎样把银元换港币、怎样让联络员经香港转交台湾。行动迅速而低调——港英当局、国民党特务都在虎视眈眈，一封家书一个错号都可能害人。叶剑英私下安慰：“别急，我们有地下交通线。”此后两周，三千五百港币连同简短信件终于送抵台北。隔海回信只有一句话：“吾女安好，勿念。”比黄金更珍贵。 时间来到1957年。陈赓第一次心梗发作，医嘱写着“绝对静养”，可他偏要主持军工院教学计划。夜里胸口一闷，他握住傅涯的手，“我要是走了，你把那套《作战经验》替我编完。”傅涯答：“你不走，我不动笔。”一句看似撒娇的话，日后成为责任。1961年3月16日清晨，致命痛感撕裂陈赓的胸口，他把另一只手交给傅涯，“别怕，孩子们靠你了。”8时45分，大将的心脏停止跳动，年仅58岁。灵车驶过长安街，路旁松柏无声低垂，那一年北京的春天格外冷。 丈夫离世后，傅涯没有退到阴影。她住进略显逼仄的研究室，整理陈赓留下的18本日记、7册作战手稿，用毛边纸写下注释。夜深了，她会按捺不住翻出那张全家福：父母、兄弟、自己，十七个人的笑容挤在巴掌大的相纸里。看久了，泪水就糊住字迹，她只得搁笔。 1980年，北京初春的风还透着凉意，一封来自美国加州的航空信让她心跳骤停。是小妹余立！信里说，父母相继去世，遗言只有一句：“把骨灰送回江南。”纸上泪痕斑驳，余立在末尾再三强调，自己愿意经上海转北京，希望“见一见姐姐，也敬瞻姐夫遗像”。傅涯拿着信，眼镜根本顾不上擦雾，就这么反复读，直到纸角微卷。 四年后，姐妹在北京重聚。两人对视半晌，白发、皱纹、深沟浅壑都让时间显得残忍，她们却同时笑了——这笑带着悲凉，也带着庆幸。商议之下，父母骨灰先自台北空运旧金山，再走外交渠道带回杭州，落叶归根。那一年，西湖水面薄雾轻漾，紫藤飘香，傅涯低声念：“爹、娘，女儿回家了。” 亲人的连锁反应就此启动。1992年初夏，74岁的傅涯执意亲赴台湾，“这把年纪了，再不去只能照片相认。”深圳口岸、九龙轮渡、启德机场，一路颠簸，她精神却亢奋到难以入睡。飞机落地时，十几辆车并排，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手捧鲜花，眼含热泪。傅涯愣了几秒，竟说：“我该上哪辆？”一句玩笑，把所有拥抱拉得更紧。 在台北的两个月，她几乎每天换一家兄弟姐妹家借宿，白天聊往事，夜里听阿里山的雨声。大家担心她年纪大，她偏说：“我在延安窑洞住过，台北的床太软啦。”吃到家乡咸菜蒸白鱼，她眼睛一亮，摇头叹：“几十年没尝这味道。”团聚时刻让老人像突然年轻了二十岁。 离别那天，亲人们把她团团围在松山机场的候机厅，二弟试图把一只厚厚的红包塞进她手里，她伸手挡回去：“要帮就帮祖国统一，钱我不缺。”短短一句，却重若千钧。多年以后，有在场的侄子回忆，这句朴素的宣言比任何激昂口号都更振奋人心。 回到北京的傅涯再没停止接待亲戚往来，她喜欢带他们逛天安门，看军事博物馆，讲“你们二姨夫当年在这里指挥过典礼”。说得口干，她就抿一口龙井；说到激动处，会突然敲敲案头：“统一，是我没等到的胜利，也是你们要完成的胜利。”孩子们听得目瞪口呆，却都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