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中统特务被判死刑，法庭上他高声辩驳：“我不是特务，我为党效力，陈赓将军可以为我作证！”
1951年的金陵，审判庭内气氛凝重。一位身着囚服的年迈男子，面对即将到来的判决，突然声嘶力竭地喊出这番话，令在场所有人愕然。他叫杨登瀛，表面上是国民党中统的一名高级特工，却在关键时刻，揭开了自己隐藏多年的真实身份。这突如其来的指控，让整个南京的司法体系都陷入了震动，没有人敢轻率地下结论，因为一旦弄错，后果不堪设想。
杨登瀛的经历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间谍小说。这位出生于广东香山的男子，早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成归国后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凭着流利的日语和广泛的人脉，很快便融入了上海滩的青帮势力，并最终成为了国民党中统情报机构的核心成员。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28年，他就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而他的上线正是赫赫有名的陈赓将军。
他像一名技艺精湛的双面间谍，白天在中统机关处理情报，夜晚则将关键信息传递给党组织。他从不争功邀赏，行事谨慎，滴水不漏。在上海的那些年，他立下了赫赫战功，例如及时报告了白鑫叛变企图出卖彭湃的阴谋，以及在任弼时、关向应被捕后，冒着生命危险实施营救。甚至有一次，他成功阻止了一次针对周恩来的暗杀行动，为党和国家化解了一场巨大的危机。陈赓将军曾给他提供过经费，但他从不乱花一分钱，所有资金都用于工作，有时甚至还需要自掏腰包。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和危险性，他始终没有加入党组织，组织上也出于安全考虑，没有与其发展正式关系。但像周恩来、陈赓这样的领导者，都深知他的价值和贡献。1934年前后，中统计划将他调往重庆，表面上是升迁，实则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陷阱，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幸亏组织及时提醒，他以假装生病为由推脱，从而躲过一劫。他曾给陈赓写信，简短的四个字“任务未竟”，饱含着对组织的无限忠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展开了对特务的清查。杨登瀛考虑到自身情况的特殊性，销毁了家中的所有档案材料，但他没想到，正是因为没有主动登记才被当局盯上。在法庭上，他喊出“陈赓能证明”后，南京法院院长鞠华立即致信陈赓将军求证。陈赓尽管不在南京，却迅速回信，证实杨登瀛确系他亲自安插的地下工作者，为党做出了重大贡献。
此事迅速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总理特别指示要彻查此事，避免冤枉功臣。杨登瀛不仅被无罪释放，还获得了组织每月一百元，后增至一百五十元的生活补贴。陈赓将军亲自到北京车站迎接他，并将他安置在机关附近居住。杨登瀛却终身未再踏足上海，他害怕被人认出过去的身份，除了陈赓将军，几乎没有人了解他全部的地下工作经历。
组织曾多次邀请他撰写回忆录，都被他婉拒，他只是说：“没必要，说了也没人信。”其实，他是为了维护组织的保密工作。他留下的仅是几份零散的、字迹模糊的材料。晚年，他居住在一个简陋的院落里，身体每况愈下，床头一直摆放着陈赓将军的信件，仿佛在时刻提醒着他曾经的使命。1969年，他临终前喃喃自语：“我不是特务，周总理知道……”
据后人统计，他一生共提供情报三百余份，营救了八九十名中共干部，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为将军，有的成为省委书记，但他从未与他们联系，他说：“救人是任务，他们有成就，是他们自己的本事。”他一生没有功勋章，没有官衔，甚至没有正式的党员身份，但他却是一位真正的无名英雄，他侄子曾对记者说：“我叔什么都不说，只说有些人该死，有些人不能死，他要替那些不能死的人活下来。”他的战斗，不在战场，不在机关，而是在刀尖上行走，在黑暗中摸索。周恩来总理在临终前还曾提起他，说：“这个人有功，不能让他吃亏。” 这句话，是对这位特殊战士最高的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