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躺在病床上的邓稼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联合于敏向中央提出一份建议书，指出世界上的核弹理论水平接近极限，接下来重点可能不在大型核武器身上！如果不赶快实现预定目标，我们的国家还会落后于人！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6年，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一位科学家正躺在病床上，他的身躯因长期病痛变得极为瘦弱，手指关节因辐射损伤显得粗大变形，身上插满了管子，连说话都非常吃力。 这个人就是邓稼先，此时的他，已经身患重病，癌细胞从直肠转移到了身体多个部位，医生一再叮嘱他静养，可他每天仍挣扎着坐起来，趁着意识尚清醒的时候，用铅笔在药品包装背面和病历纸上写写画画。 1985年夏天，他在开完一次重要会议后感到身体不适，被确诊为直肠癌，已是晚期，治疗虽然开始得及时，但由于他长年在辐射环境中工作，身体免疫力很差，恢复极为缓慢。 进入1986年后，病情快速恶化，虽然如此，邓稼先却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思考一件他认为比自身病情更重要的事情上——中国的核武器发展战略。 长期参与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邓稼先，从多年来积累的数据和公开情报中敏锐察觉到，世界上主要核大国的核武试验频率开始下降，大当量试验的数量逐年减少。 美国、苏联等国在地下试验中已经开始引入高性能计算模拟系统进行研究，核武器发展方向正在发生转变。 从公开渠道得知的信息也显示，超级计算机的研发在西方国家已成为重点，核武器小型化、智能化和实验模拟成为未来方向，邓稼先意识到，如果我国不尽快转变研发策略，势必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再次落后。 在病榻上，他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整理过往的研究资料，他请家人和同事将各种技术报告、外文期刊、数据剪报等偷偷带进病房，分类归档，仔细查阅。 他用铅笔记录下关键参数的变动趋势，手写公式的笔迹歪斜且中断频繁，但每一笔都带着焦灼的迫切。 他清楚地记得多个国家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如何一步步提升核爆当量，又如何在近年里转向模拟技术，他从不同来源收集的图表上，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轨迹：试验次数减少的同时，模拟能力不断增强。 邓稼先认为，这种趋势不是技术能力的下降，而是科技路径的变化，他把这些判断写进了一份建议书中，表达了中国核武器发展方向需要及时调整的观点。 他建议今后应加快建立自主的计算模拟体系，提高核武器在实验室条件下的可控性，同时推进小型化、模块化研究，逐步减少对实弹试验的依赖，他相信，数字化、智能化将成为国防科技竞争的新高地。 这份建议书写得非常艰难，他每次写几个字就要停下来喘气，用的是病房中最普通的纸张，有些页面因为反复翻看而卷边发黄，纸张之间夹杂着手绘的坐标图和剪贴的报纸信息片段。 他将这份文件交给妻子，请她送给于敏，于敏收到文件后立即前往医院，与邓稼先一起对内容进行最后确认，两人回顾了几十年来的技术积累与现实瓶颈，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资源，对建议书做了详细修订。 几天后，这份建议书通过正常渠道呈交中央，据后来的相关回忆资料显示，这份文件在高层会议中引发了深入讨论，一些军方负责人仍坚持传统的战略威慑观念，担心削减实弹试验会影响震慑力。 但在对邓稼先提出的数据和趋势分析进行研究后，有关方面认识到调整方向的必要性，很快，我国开始推进核武器实验模拟工程，并加快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 1986年7月，邓稼先的病情已到终末阶段，他再也无法起身，也握不住笔，这时的他，意识还时断时续，但精神依然清醒。 他望着窗外的光线，躺在病床上沉默良久，在那段时间里，他脑海中浮现的，不是自己所承受的痛苦，而是国家下一步的技术方向是否能够顺利推进。 1996年，中国在完成第45次核试验后正式宣布暂停核爆，这一年，距离邓稼先去世正好十年。 中国的核武发展成功进入以计算模拟为主的全新阶段，一批年轻科学家在中科院等研究机构继续开展高性能运算平台的建设和算法优化工作，这个速度，远远超过了算盘时代人工计算的效率。 今天我们回看这段历史，能看到一位科学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在为国家的未来作出思考，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鞠躬尽瘁”的真正含义。 他留下的，不只是科研成果，更是一种精神信仰，那就是——无论处于怎样的境地，都要为国家把住方向，守住底线，不让别人走得太远，不让我们落在后头。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知识分子与家国情怀”系列文摘②——“大音希声”邓稼先——共产党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