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张桂梅丈夫去世。一天一位女老师摸了摸她的肚子，惊讶的说：“你肚子圆鼓鼓的，像是怀孕了。”张桂梅立马羞红了脸次日，便去医院检查，却被医生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这话像颗炸雷在操场炸开，几个路过的学生都停下了脚步。张桂梅的脸 “腾” 地红透了，从耳根一直蔓延到脖子。 丈夫刚走三个月，她连悲伤都来不及消化，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小王你别瞎说，” 她的声音带着急颤，“老董走了还不到百天……” 王芳见她急了，连忙摆手：“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看着太像了。您还是去医院查查吧，图个安心也好啊。” 回到办公室，张桂梅坐在办公桌前，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教案上的红钢笔。桌角还压着丈夫董玉汉的照片，黑白影像里的男人笑得温和。 三年前他们从东北来到华坪支教，丈夫在一次家访途中遭遇车祸，临终前还攥着给学生买的作业本。这三个月来，她把所有精力都扑在初三（2）班的学生身上，仿佛只有批改作业时的红墨水味，才能让她暂时忘记心口的空洞。 肚子里的坠痛感又涌上来，她悄悄掀起衣角看了看。确实比上个月更凸起了，像揣着个小皮球。王芳的话在耳边盘旋，虽然知道绝无可能，但那份莫名的肿胀感让她心神不宁。 晚自习时，她看着教室里埋头刷题的学生，突然下定决心：明天去医院看看，也好彻底安心。 县医院的 B 超室里，医生盯着屏幕眉头紧锁。“你这情况多久了？” 医生的声音带着凝重。张桂梅攥紧衣角：“就最近俩月觉得肚子大了，还以为是胖了。” 医生转过身，递过报告单：“不是胖了，是子宫肌瘤，已经有五个月胎儿那么大。” 她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医生后面的话像隔着水传来：“必须立刻手术，肿瘤压迫到其他器官了……” 走出诊室时，春日的阳光晃得她睁不开眼。口袋里的手机震动，是班长李娟发来的短信：“张老师，您今天没来晚自习，大家都在猜您是不是不舒服。” 她深吸一口气，打字回复：“老师没事，明天就来。” 回到宿舍，她把诊断书压在枕头下。 初三（2）班的 32 个学生，大多是山里的孩子，有四个住在海拔两千米的傈僳族村寨，每周要走四个小时山路来上学。还有孤儿小敏，总在作文里写 “张老师的眼睛像星星”。还有三个月就要中考，这是他们走出大山的最好机会。 “我不能倒下。” 她对着丈夫的照片喃喃自语，指尖划过照片里男人的笑脸。第二天一早，她揣着诊断书找到主治医生：“能不能等三个月？等学生考完试我马上来手术。” 医生把报告单拍在桌上：“你不要命了？肿瘤再长下去会粘连器官，到时候想切都切不干净！” “医生，我是班主任，他们离不开我。” 张桂梅的声音带着恳求，“您看我现在还能站着讲课，等孩子们考完试……” 医生盯着她凹陷的眼窝，终是叹了口气：“最多给你留一个月，期间有任何不适立刻来医院！” 回到学校的张桂梅像没事人一样，只是板书时要扶着讲台才能站稳。 有次讲完《岳阳楼记》，她扶着黑板滑坐在地，学生们蜂拥而上。“老师您怎么了？” 小敏扑在她膝头哭，“是不是我们太调皮让您累着了？” 她摸着孩子枯黄的头发，挤出笑容：“老毛病，低血糖犯了。” 那天晚上，李娟在周记里写道：“张老师讲课的时候总用手捂着肚子，粉笔灰落在她头发上，像结了层霜。” 班委们偷偷开会，决定每天轮流给张老师带早饭，有傈僳族学生带来母亲烤的粑粑，有彝族孩子揣来自家腌的腊肉。 五月的月考结束后，张桂梅在办公室批改试卷时突然剧烈腹痛。她咬着牙趴在桌上，汗水浸透了衬衫。王芳发现时，她已经疼得说不出话。送到医院时，医生拿着片子怒斥：“肠子都粘连到后壁了！再拖下去神仙都救不了你！” 手术室外的长椅上，王芳给初三（2）班的学生们打电话。小敏握着电话哭：“我们能不能去看张老师？” 电话那头传来其他孩子的啜泣声。王芳看着手术室亮着的灯，哽咽道：“你们好好复习，就是对张老师最好的报答。” 三个小时后，医生捧着托盘出来，里面是个两公斤多的肿瘤。“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肌瘤，” 主刀医生摘下口罩，“器官都移位了，剥离的时候稍不注意就会大出血。” 术后的张桂梅躺在病床上，手背扎着输液针。迷迷糊糊中，她感觉有人在轻轻擦她脸上的汗。睁开眼，是李娟带着几个学生，手里捧着攒钱买的苹果。“老师我们偷偷来的，” 李娟把成绩单放在床头，“这次模拟考我们班平均分全县第一！” 张桂梅想抬手摸摸孩子们的头，却没力气。小敏掏出皱巴巴的纸条，是全班 32 个学生的签名：“张老师我们等你回来。” 病房里的吊瓶滴答作响，她看着孩子们晒得黝黑的脸庞，突然想起丈夫常说的话：“教育是让山里的孩子看见光的事业。” 术后第 27 天，张桂梅出现在教室后门,黑板上写着 “欢迎张老师回家”. 中考成绩出来那天，华坪县民族中学的报喜锣声响彻整条街。初三（2）班 32 名学生全部考上高中，其中 11 人达到重点线。小敏拿着录取通知书跪在张桂梅面前：“老师，我能去县城读书了！” 张桂梅扶起她，发现孩子手里还攥着自己住院时送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页里夹着晒干的玉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