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唐怡莹趁着丈夫溥杰不在家，和张学良在床上激烈正酣。多年后，张学良向溥杰坦白了自己和他妻子的恋情。溥杰却说：“我不在乎，她不找你，也会去找别人。” 唐怡莹出身于满洲镶红旗的他他拉氏，父亲曾任驻藏大臣或八品小官。她的两位姑姑便是清宫著名的珍妃与瑾妃。自幼便在姑姑膝下长大，耳濡目染的是宫廷礼仪与权谋气息。 她与溥仪青梅竹马，曾被看作皇后人选。可就在选妃前夕，瑾妃却亲自阻止了她入宫，说她性子太跳脱，气质太张扬，不适合中宫之位。随后便把她指婚给了溥仪的弟弟溥杰。 婚礼于1924年初举行，场面体面隆重。她穿着凤袍霞帔，站在醇亲王府正厅，却没能掩住心中暗涌的不甘。 溥杰年幼寡言，书卷气浓，整日沉浸在线装书和繁复礼制中，而唐怡莹却向往灯红酒绿的西洋世界。她喜欢逛洋货铺，喜欢跳交际舞，也喜欢与那些留洋归来的新派青年打交道。 这桩婚姻从起点就注定了错位。她不甘于被困在王府牌匾下，溥杰也无力改变她的天性。她的心早已飞出王府高墙，去追寻外面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 张学良走进她的视线，是在北京饭店的一场宴席上。他身穿笔挺西装，言笑风生，举止潇洒，和身边那些古板的王族形成鲜明对比。 唐怡莹看着他，眼里泛起光来。从那晚起，她开始围绕着他布下情网。她搜集他的新闻，剪贴他的照片，甚至仿照清末大臣笔迹伪写几封“家书”，只为博他一笑。她精心布局，不动声色地靠近，最终将他带进了自己的生活。 他们的幽会地点选在西单一处老宅，由张学良部下安排。每次见面，她总会换上最得体的旗袍，端出自绘的“宫廷遗画”，说是母亲留下的传家之物。 张学良信了这些，把画拿去装裱，还向友人炫耀。直到某次酒席上，有画师认出那是宋人仿品，他才恍然大悟。质问她时，她却轻描淡写地说，男人何尝不是虚伪？真话先说出口的那人，才是输家。 情感的裂缝从那时开始出现。张学良回到东北后，两人联系渐疏，最终不了了之。他晚年回忆起她时，仍旧咬牙切齿地评价：聪明极了，混蛋透了。 张学良离开后，唐怡莹并未沉寂。她很快与另一位“民国四公子”卢筱嘉纠缠在一起。卢是前军阀卢永祥之子，能说会道，风流倜傥。 唐怡莹带他进了醇亲王府，还公开声称他是自己“请来住的贵客”。1931年，溥杰赴日留学，她趁机大动作地“清理旧物”，将王府中大量玉器、瓷器、字画装车运往天津。她以“展览”为名伪造领事馆函件，面对载沣的质问，她言辞冷静，说这不是偷，是抵押。 那些曾经属于清宫的珍宝，有的低价售于南京古玩街，有的被抵押给上海洋行。她用这些换得的是短暂的潇洒岁月。她与卢筱嘉搬入霞飞路的洋楼，出入舞厅，穿定制旗袍，喝红酒，听爵士。日子像是泡在蜜里，又像是站在火上。 好景不长，卢筱嘉得罪了黑帮，被追债至广州。两人逃往香港，唐怡莹卖出最后一幅宫廷旧画，换得盘缠落脚。在九龙，卢彻底消失，有人说他投海，也有人说他死于赌债。她没有寻找，只是默默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在香港湾仔顶楼租了间小屋，靠卖画为生。她不再署本名，只在画上落款“唐生”。她画孤雁、断羽、冷枝，画中的孤寂与自省，远离从前的张扬。邻居说她夜夜不眠，窗前灯火通明，画纸堆满了整间屋子。 有一次，她寄出四幅画至重庆，附信一封，说是“支援抗战遗孤”。她不再讲自己曾是王妃，也不提那些风流旧事。她只说自己是个画者，一笔一划，也是活法。 1947年，她在香港中环举办画展，展出作品28幅，主打画作《孤雁破云图》引起关注。画中一只单飞的瘦雁穿过浓墨云层，背景空旷，气韵沉郁。那年，《工商日报》刊登短评，只一句话：落款虽简，画却极深。 战后她受聘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宫画法史。她少言寡语，课堂上偶尔会讲起宫中旧事。学生记得，她说过一句话：“我年轻时，一幅画能换一次自由。”一句话，胜过千言。 她晚年定居港岛半山，生活渐趋平静。她不再出入社交场所，只在阳台晒画，偶尔寄作品给博物馆。她一生未立墓碑，火化后无骨灰留存。她的遗嘱写得简洁，字迹清秀：画赠中国文化大学，不留名，不留物。 1993年，她安然离世，终年八十九岁。台北展出她的旧藏画作，共四十七幅，其中二十一幅为清宫风格真迹。在其中一幅画角，藏着一个久违的名字——“唐怡莹”。 她的故事至此尘埃落定。她曾是皇族的儿媳，是军阀的情人，是画坛的“唐生”。她从宫廷走出，从风月穿过，最终落在一张宣纸上，化作孤雁一只。 人们议论她的风流，赞她的才情，批她的野心，也敬她的骨气。她被骂为“民国第一渣女”，也被赞为“奇女子”。她不争论，也不解释。她活得像谜，走得像风。 她的名字曾是王府的羞耻，是张学良的伤，是卢筱嘉的过客，是溥杰的叹息，也是画坛的一抹孤影。而她自己，从未为任何人而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