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军统少将周镐突然人间蒸发，妻子认为他是远赴台湾，殊不知丈夫早已在1949年就被秘密处决了。十六载的春秋流转，妻子最后凭一册泛黄日记，为亡夫讨回了迟来的公道。 南京中山路32号院内，军统少将周镐像往常一样整理制服，临出门前轻抚妻子吴雪亚的发丝。这个细微动作后来成为她最后的记忆，因为丈夫再也没有回家。 当天上午9时，周镐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南京站报到后失踪。妻子等了三天三夜，直到邻居告诉她“听说周先生跟着政府去台湾了”，她才意识到丈夫可能永远不会回来。 当然吴雪亚并不相信，她清楚记得丈夫临走前说过“局里有急事要处理”，而且他的行李和重要文件都还在家中。更关键的是，周镐的黄埔同期生李明德曾私下透露，最近军统内部在清理“政治立场不稳”的人员。 真相还要从1933年说起，那年的福建事变期间，十九路军排长周镐因参与了反蒋活动被通缉。在从福州开往江西老家的火车上，两名便衣特务发现了他衣领上的反独裁徽章。 在南昌军统分站的审讯室里，周镐见到了黄埔军校的老同学、时任军统华中区负责人的陈立夫。陈立夫摆出两个选择：“要么以叛国罪枪决，要么加入军统戴罪立功。”面对生死抉择，周镐选择了后者。 从1934年开始，周镐以军统特工身份潜伏在各地，先后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执行情报任务。期间，他曾成功破获三起中共地下组织案件，因此在军统内部逐步升迁。 1943年日军占领南京后，他奉命打入汪伪政府，担任了南京特别市政府秘书。 白天他穿着汪伪制服，与周佛海等汉奸官员频繁接触；夜晚则化身重庆军统潜伏人员，收集日军情报。 有一次在日军司令部开会时，周镐的怀表突然掉在地上，表盖弹开露出夹层里的联络暗号。在场的日本宪兵队长田中少佐立即起疑，但周镐镇定自若地解释说这是亡父的遗物，里面夹着的是父亲生前的药方。 为了打消疑虑，周镐主动邀请田中少佐到城隍庙品尝生煎包，还当场编造了几个关于父亲的感人故事。这次的化险为夷让他在日军中的信任度大增，也为后续情报工作奠定了基础。 周镐在南京潜伏期间，成功获取了日军第116师团的完整部署图、南京城防工事分布图，以及日军在长江沿线的炮兵阵地坐标。这些情报通过秘密渠道传送到重庆。 然而，周镐的汉奸身份也让他做了一些违心的事。1944年春，他被迫参与了对新四军联络站的搜查行动，导致三名地下党员被捕。虽然他事后设法营救，但仍有一人在狱中牺牲，这件事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清算汉奸，周镐的复杂身份成了致命问题：他既有为重庆提供情报的功劳，又有在汪伪政府任职的污点。军统内部对他的处理意见分歧很大。 1945年10月周镐被调回南京军统总部接受审查，发现他在担任汪伪官员期间，曾私下释放过七名中共地下党员，还向新四军提供过日军动向情报。这些“通敌”行为在军统看来是不可饶恕的背叛。 1948年底随着解放军逼近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迁往台湾。军统高层决定清理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周镐被列入了处决名单。12月18日深夜，他在雨花台附近的军统秘密刑场被枪决，时年34岁。 行刑前，周镐写下了一份潜伏人员名单，希望能为这些仍在敌后工作的同志提供一些保护。但他还是没有写完，当枪声响起时，铅笔还握在他的手中，纸上最后一个“人”字也只写了一半。 妻子吴雪亚对丈夫的“失踪”始终心存疑虑，1949年南京解放后，她开始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街坊邻居都说周镐跟着国民政府去了台湾，但她从丈夫留下的日记中发现了蛛丝马迹。 这本日记用暗语记录了周镐的工作经历，其中提到了他营救地下党员的细节，以及对军统内部腐败的不满。更重要的是，日记中夹着一张徐楚光烈士证明书的抄件，旁边写着：“今日捐薪俸购盘尼西林二十箱，楚光兄笑我倾家荡产救国难”。 凭借着这些线索，吴雪亚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申诉之路。她先后跑遍了北京、上海、南京的各级政府部门，但每次听到“军统少将”四个字，接待干部都会皱眉摇头。 1955年新调任的上海市统战部张副专员仔细阅读了周镐的日记，发现其中记录的情报工作细节与档案记载高度吻合。调查组顺着这条线索，在市档案馆找到了关键证据。 在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柜里，工作人员发现了周佛海当年写给蒋介石的密信，信中提到：“周镐此人虽在伪府供职，实为我方潜伏人员，建议继续留用。”蒋介石在信件上批示：“此人留除奸用”六个红字。 这份文件证实了周镐的真实身份，周镐也被追认为抗日阵亡将士，当吴雪雅看完文件后，在日记末页写下了：“十六载寒暑易节，君心可昭日月”。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从军统少将到中共特别党员——追忆我的父亲周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