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过大凉山，刘伯承致信川军许剑霜：“让个路！” 谁知，许剑霜回信却说：“助兄北行！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刚刚摆脱敌军在金沙江边的围堵，进入四川大凉山地区，这里山势陡峭，道路崎岖，气候多变，再加上敌军在前方重兵设防，情况比以往更加危急，红军一路北上，粮草早已告罄，士兵们衣衫褴褛，不少人脚上连双完整的鞋都没有，更糟的是，当地民团早已将所有可以渡河的船只收走，红军不仅要应对地形与天气，还要面对十分严峻的补给危机。 蒋介石调动大量兵力，命令四川军阀刘文辉死守大凉山，意图将红军困死在这片天险之中，德昌、西昌、冕宁等要地都已布满川军，形成一道道封锁线，红军若想突破，必须付出极大代价，此时，红军前敌指挥部正在思索破局之法。 刘伯承是红军总参谋长，曾在泸州起义中担任重要角色，对四川局势了如指掌，他知道德昌的守军是刘文辉部下，而其中一位旅长名叫许剑霜，是他多年前在川军任职时的部下，两人曾共同参与泸州起义，虽然后来走上不同道路，但那段并肩作战的经历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刘伯承清楚，强攻德昌只会让部队遭遇惨重损失，而绕路则意味着错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最佳时机，他开始思考是否可能通过私交求得一线生机，最终，他决定写一封信，亲自交代红军侦察员化装潜入德昌，将信送到许剑霜手中。 这封信没有长篇大论，只是简简单单地表达了一个请求，刘伯承知道，如果信落入敌手，不仅红军会陷入危险，许剑霜也可能难逃一劫，但他还是写下了那封信，因为他信得过许剑霜，信得过那段早年的战友情谊。 信件最终传到了许剑霜手中，这位川军旅长，此时正负责德昌的防务，他早已接到上级命令，要死守此城，绝不能让红军通过，但当他看到信中熟悉的笔迹，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九年前泸州起义的场景，他和刘伯承曾一起策划行动，在枪林弹雨中冒死突围，发誓要为国家前途而战，那段记忆并未因为时间而淡漠，反而在这一刻格外清晰。 他知道，这封信不是普通的请求，而是一个生死关头的求助，他也明白，一旦被发现，他可能会被当作叛徒论处，但他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他没有公开回复这封信，而是在次日着手部署一场“假防守”，他命令德昌南侧的部队悄然撤出，只留下少量士兵象征性地维持阵地，甚至安排放几排空枪，制造抵抗的假象。 红军在5月17日凌晨抵达德昌，按照原计划，指挥部已准备好强攻方案，但出人意料的是，守军几乎没有抵抗，城南方向几声零星枪响之后，红军部队顺利穿越城防，没有发生任何激烈战斗，德昌的封锁线，就这样被悄然打开，红军几乎不费一兵一卒，便成功突破。 这次突破意义重大，如果红军在德昌一战中损失惨重，后续的战略部署将全面被打乱，而许剑霜的“放行”，不仅避免了战斗带来的伤亡，也为红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得以快速向彝族地区推进，几天后，红军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成功结盟，进一步打开了北上的通道。 许剑霜的决定并非没有代价，尽管他极力掩饰，但刘文辉还是察觉出一些异常，他被调离德昌，安排到峨眉山的军官训练团任职，名义上是调职，实际上是被边缘化，虽然没有被直接惩处，但他从此失去了兵权，这一切，他心中早有预料，却从未后悔当时的选择。 后来，红军一路北上，最终抵达陕北，完成了长征的历史壮举，德昌的顺利通过，是红军战略转折的关键一环，多年后，刘伯承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多次提到那封信，他说，如果没有许剑霜的默许，红军在大凉山可能就再也走不出来。 许剑霜的行为在当时并未被公开，他继续在川军服役，直到抗战爆发，1937年，他借探亲之名辞去职务，开始秘密与中共地下组织接触，并在家中设立秘密联络点，协助抗日资源的转运，他没有再重返前线，却始终默默为国家出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泸州担任军事顾问，继续服务地方工作，1955年，他在成都病逝，享年60岁，直到1989年，他才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史终于还他以清白与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