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湖北一农民，被主席点名：享受元帅待遇，他为何能这么特殊 “1955年9月的一天，主席突然放下手中的电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位老的待遇，按元帅级别办！’”——时间节点就这样被记在了秘书的手册上。很多年后，翻到那一页的人仍会感到惊讶：名单里怎么会出现一位没有军衔、没有职务、甚至长期病休的“农民”？ 当时，在北京听到消息的军委干部私下嘀咕：“这位老同志到底是谁？凭什么一跃就站到那么高的台阶？”答案指向湖北红安的郑位三。若从户籍薄上看，他就是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可若把鄂豫皖、陕南乃至中原几处根据地的战史摊开，这个名字就像一把钥匙，能打开数道至关重要的大门。 郑家祖辈务农，家境谈不上窘迫，却也算不得富裕。1902年那个清晨，他在红安土房里呱呱坠地，原名郑植槐。长到十八九岁，他跑去武昌读甲种工业学校，成绩单上写着“第三名”，他爽快地把名字改成了“位三”——自此连姓名都带着倔劲儿。校园里，他碰上肖楚女，第一次听到“剩余价值”这种新鲜词汇，心里燃起一把火。 刚毕业，他回乡教书，白天讲几何，晚上讲革命。1925年，入党手续批下来，他给自己定了三件事：拉人、买枪、找地盘。两年后，黄安九月暴动打响，郑位三和乡亲们踏入枪林弹雨。那时的他，还只是区委委员，却已学会在腥风血雨中找活路。 1932年冬，第四次“围剿”山雨欲来。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命西撤，留下的烂摊子只能由地方游击队硬扛。换成别人，多半会抱怨装备差、兵员少，郑位三却提议：“把群众武装成便衣，枪不够，梭镖也行。”短短三个月，他把七拼八凑的散兵游勇聚成六个师，人数破万。这支看似杂牌的队伍依靠密林、山涧、夜雾，兜出一个又一个大圈子，硬是让国民党围剿指挥部地图上出现一连串问号。 游击区苦，苦到敌我双方都饿得嗷嗷叫。郑位三浑身起满疥疮，血痂粘在衣服下拔都拔不开，深夜痛得睡不着，他干脆摸黑给士兵上课——“江北集的桥，能炸就不要守；炸不了，就伪装成断桥引敌上当。”这种临场急智，成了后来敌后武工队的教科书。难怪鄂豫皖流传一句顺口溜：“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 1934年底，红二十五军踏上长征。郑位三任军政部主任，一路上不骑马，混在步兵里拉家常。战士问：“主任，咱们能走到陕北吗？”他咧嘴笑：“脚上有茧子，就能走到。”别看他说话像大哥大嫂，真打仗时却丝毫不含糊。陕南游击阶段，他设计“声东击西，连环调虎”，20多个团的敌军愣是抓不住这条“泥鳅”。两岔河、大龙庙一役，他包饺子似的活捉了国民党少将汤有光，西安报纸急得用黑框标题：“商州险失。” 与战功一道增长的，是胃里的溃疡。长期啃树皮、嚼草根，十二指肠成了筛子状，医生劝他歇，可他总摆手：“部队正缺人，回去能干啥？”于是又在抗日战场出现他的身影——把敌后游击队扩充到数千人；北上平汉线，配合正面战场牵制日军。八年抗战下来，他的病情却从溃疡恶化到频繁出血。 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面对蒋介石30万大军的“铁壁合围”，中原突围刻不容缓。郑位三坐着担架上战前会议，拍板：“从襄河口打出去，夜渡，一气呵成！”李先念记得很清楚，郑位三在作战室半蹲半躺，捂着肚子，比划着地图。突围那晚，四面火光，他咬牙挪到前沿观察：突击营突破了，他才晕倒在弹坑边。中原突围成功后，蒋系将领在长沙会报上无奈地写道：“鄂豫皖老红军之韧，难测。” 新中国成立时，郑位三年仅四十七，却像六十岁的老人，一身病。组织三番五次劝他去医院，他说“以后再说吧”，直到胃大出血差点休克，这才被强行送进301。住院期间，他连看文件都费劲，却仍拿小本子记录苏区烈士遗属情况，嘀咕要给孩子们争名额上学。1953年，他被安排离职疗养，身份只是“湖北省农民”。 两年后授衔。按常规，离开部队已久，人事系统里查不到职位。主席却一句话定调：“位老为党为军出生入死二十五载，待遇按元帅级别核发。”没有天花乱坠的褒词，只一句朴实的“值当”，分量却比任何勋章都重。当年负责档案核算的参谋回忆：“那年很多人提拔授衔，只有这一例，是主席亲自圈红。”郑位三听闻，先说“给组织添麻烦了”，随后写信给家乡干部——“不要为我搞庆祝，把费用留给烈属。” 有人感慨，郑位三一生“文能安众心，武能御外患”。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始终自称“农民”。自小泥土里长大，泥土味就跟进骨子里。若说他为何特殊，答案其实简单：无数血火考验中，他从未把个人得失摆在集体之前；而这种信念，恰恰是那个年代最缺也最珍贵的东西。 晚年，他在青灰色的病房里看看窗外树影，常与护士拉家常：“打仗我认，得病也认。”1968年冬，他的心脏终于停摆，身侧只有一本磨旧的笔记本，扉页写着：“革命未竟者，后继有人。”至今，红安老区逢年过节仍有人提起他——“那个穿旧棉袄的位老，咋能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