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舌被割，牛还活着。农夫扯着缰绳站在县衙前，嘴唇发抖，不敢再往前迈半步。他不是来讨公道的，他是怕，怕牛活不成、自己反被治罪。可站在案桌前的那个人没说一个废话，只让他回去杀牛、卖肉，说人自然会来。第二天，果然，一场告状掀翻旧账，贼人自己跳进了局里。
包拯进仕，是景祐年间的事。那年他三十多岁，中了进士，却没有立刻入朝。别人高头大马奔仕途，他却回了老家，守孝十年。这十年，他不说一句笑话，不见外人，衣食简陋，一步不出祖宅。 朝廷看重这份坚守，等他守孝完毕，直接安排他去了天长——一个在江淮之间的小县。包拯当上县令时，已年近四十，正值中年，不再年轻。他到了任上，没有声张，没有拜访，连轿都不坐，步行穿街走巷，踏查民情。
他不敲锣打鼓，也不盯政绩。他盯的是县里的弊案，百姓的呼声。朝中人评价他“清而不傲、明而不浮”。老百姓更直白，说这人是“黑脸青天”，不是好惹的主。
在天长，他接过的案不多，审结的却一个比一个狠。有户人家三年不交赋税，原因是县吏中饱私囊，他亲自查账，把贪官押送开封。有次有人告状田界被侵，他带人下地丈量，半日清楚，判得服服帖帖。
县里风气慢慢变了。连集市的小贩都说，别惹事，有事别怕，有个包青天在。
这才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天长百姓信他，小民敢说话，才有了后来这桩“牛舌案”。
那天早晨，天还没亮透，县衙外就来了个农夫。他满脸是汗，身后牵着一头耕牛，牛喘得粗，脖子上挂着血，嘴里流着黏稠的浆水。
牛的舌头，被人割了。
这事说起来简单，可在宋代，这是大事。牛是耕作的主力，是朝廷重点保护的牲畜。民间私宰耕牛，是重罪，不管是病死还是老死，想杀都得官府批准。
农夫吓坏了。他不敢杀牛，又不敢不杀。牛没舌头，吃不了草，活不过三天。真要死了，按律法，他还得担责。
所以他不等牛死，就拖着牛来报官。他不是为了破案，是想撇清责任，保住自己这条命。
包拯听完，没有动声色。他知道事没那么简单。
牛不是乱走的东西，割舌不是顺手为之。下手的，必然有因。
他没多说，只让农夫把牛牵回去，宰了。然后把肉带到集市去卖。
没给解释，也没多问。农夫愣住了，但最后照办。
这个决定，看似草率，其实藏着一整套布局。
农夫回家后，越想越不踏实。他怕，一怕犯禁，二怕惹祸。但他也明白，包县令不是乱说话的人。
当天晚上，他找来屠户，按规矩处理了那头牛。
牛很快被宰，肉切成大块，装上箩筐。第二天一早，他照吩咐去了集市，摆摊卖肉。
肉是热的，颜色鲜亮，吸引了不少人。可没过多久，人群中冒出一个人，眼尖嘴快。
他看了几眼肉，又盯着农夫，突然转身跑去县衙，举报了。
说是：某人在街头私宰耕牛，违法！
这一幕，正中包拯下怀。他等的不是肉摊，也不是谁吃牛肉。他等的，就是这个举报的人。
这个人，一看就不正常。他怎么知道那头牛是耕牛？又怎么知道是昨天割舌、今天宰杀？
没人通知他，也没目击者。可他来得那么快，认得那么清楚。
这不是巧合，这是心虚。
举报人一进衙门，包拯便让他讲来龙去脉。他说得倒利索，说是昨天就见农夫把牛拉进院子，今天又在市场上看到卖肉，于是怀疑是耕牛。
可包拯看着他，什么都没说。
他看人，不看话。
这人眼神闪躲，说话急促。更重要的是，他说的时间线对不上。昨晚，牛还没死。他怎么知道今天这牛肉，是那头耕牛？
越问越乱，越问越慌。最后，那人崩了。
他低头承认，是他干的。因为和农夫有过节，想让他吃官司，才割了牛舌。料定农夫不敢宰牛，只能干等死牛，或是违法私宰。
没想到，包拯早看透这心思，故意让农夫宰牛卖肉，逼他出面举报。
他跳出来，不是告状，是自投罗网。
案情明了，处理也快。包拯没有拖沓，定罪、行杖、赔偿，一样不少。
这起案子，县衙没惊堂木，也没传唤人证，全靠一计“设局”。
后来人说，包拯断案如神，是神探。这案子却说明，他更像猎人。设下圈套，放出诱饵，猎物自己钻了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