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连续担任三届中央委员，78年被免职回家务农，有一个终生遗憾 1978年3月的深夜，油灯闪着昏黄的光，王国藩裹紧旧棉衣，低声对妻子说：“中央来电，叫我回村种地。”话音落下，屋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 消息骤至，西铺村人一下沉默。谁都明白，三届中央委员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可王国藩只抬手拨了拨灯芯，像几十年前一样淡然。第二天清晨，他自己挑着行李走进车站，没有仪仗，没有告别队伍，只留下几声轻飘飘的“保重”。 时钟往回拨到1919年。那个冬天，冀东小山村风雪交加，刚降生的王国藩在破棉絮里哇哇大哭。逃荒、讨饭、替地主干活，他对贫穷的滋味再熟悉不过。饥饿让他早早悟到：要想活下去，得和更多人抱团。1941年，他在一间土屋里举右手宣誓，成了党组织里最年轻的党员之一。 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山村的夜色第一次与共和国的礼炮同时被点亮。那一年春耕，土地法在冀东生效。庄稼汉把写着名字的地契贴在堂屋，大伙儿笑得直掉泪。王国藩却蹲在田埂上盘算：耕牛不够，农具太旧，单干顶多吃饱肚子，要想更远，必须另想法子。 1952年10月，西铺村的夜会开到鸡叫。23户赤贫农家把仅有的230亩薄地凑到一起。“没钱，连驴都是合养的。”有人嘟囔。王国藩一拍桌子：“穷一起穷，咱也能拧成股绳。”就这样，“王国藩合作社”诞生。乡亲们戏称它“穷棒子社”，口气里尽是看热闹。 穷人没本钱，只能用苦干换明天。冬天封山，他带着社员上深山砍柴，凌晨挑担子进集市，一车车木柴换回种子和粪肥。有意思的是，社里连账本都是旧报纸缝成的，收入支出清清楚楚贴在墙上，谁都能看。 一年过去，社员们把打下的粮食摊在场院，足足多出单干户三倍。消息沿着邮路进了北京。1954年初春，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完汇报，笑道：“小社是咱国家的镜子。”一句话，让“穷棒子社”名声大噪。 1957年，全国劳动模范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王国藩第一次握着毛主席的手，老泪纵横。会后，他被列席中央工作会议，又在1969、1973、1977年接连当选中央委员。陡然升高的位置没让他飘。北京给他分房，他回信谢绝；接待用车，他常改骑自行车。秘书劝他：“您现在代表全国啊。”他摆手：“我是代表农民。”短短一句，随口便出。 这种坚持在1978年戛然而止。那一年形势微妙，多方考量后，有关部门决定让他“回乡休养”。通知下达得极快，他自己更快。同僚挽留，他摇头：“组织有安排，我听。”可真正回到西铺，他才发现，昔日名声反而成了负担。外地客商不敢来，县里干部更谨慎，发展机会一次次擦肩而过。村民悄悄议论：“老王要是还能出面就好了。”这句话成了他余生最大的痛。 遗憾归遗憾，耕地时他依旧脊背笔直。锄头下去，土翻得呱呱响。孩子们问他为什么不去城里安度晚年，他笑笑：“我向土地要饭吃，也向土地交答卷。”1995年家里实在漏雨，他才允许儿女把旧屋翻新，屋里布置却仍旧是木箱、土炕、煤油炉。 2005年7月30日，86岁的王国藩停止呼吸。出殡那天，西铺村的土路上挤满白发老人，他们抹泪说：“这样的干部，再见不到了。”此话或许偏颇，却道出了村民的真心。 今天再看他的履历：中央委员、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闪亮头衔背后，是一个农民对子弟的率真和坚守。有人统计过，他一生的工资总额远不及现在一套小城商品房；也有人算过，如果当年地方敢借他的渠道引资，西铺村或许早已换了模样。数字没有情感，却道出那段岁月的曲折。 历史终会向前，但田地里留下的脚印不会消失。每到麦黄时节，西铺村还保留着当年的老规矩：第一捆麦子，献在合作社旧址前。风吹过时，麦芒簌簌作响，像老社员们在悄声议论：那个领头人，从没走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