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提出一个问题：阿尔巴尼亚拿中国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
阿方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竟表示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那次会谈谢胡同李先念谈了六个多小时，内容全部是“要东西”。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端坐在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的会客厅里。
双方的会谈已持续了数小时，气氛却逐渐变得僵持。
当李先念再一次问道，阿尔巴尼亚方面新一轮的援助请求时。
谢胡几乎没有任何思考，直接脱口而出：“偿还？
我们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彻底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分裂。
在苏联及其东欧盟友的强大压力下，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因与苏联产生了分歧，选择了站在中国一边，成为当时中国在欧洲唯一公开的“兄弟”。
这份在逆境中伸出的“友谊之手”，被中国视为弥足珍贵的地缘政治支持。
中国依旧以“国际主义”精神，对阿尔巴尼亚展开了倾囊相助的全面援助。
中国领导层是真诚地希望通过援助，可以帮助阿尔巴尼亚实现自立自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堡垒”。
，这样巨大的付出，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眼中，似乎逐渐变了味道。
最先察觉到这种微妙变化的，是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
他在深入阿尔巴尼亚基层考察时，他看到了中国援助的优质化肥，竟被阿尔巴尼亚方面随意露天堆放，任凭风吹日晒雨淋！
耿飚的心在滴血，更令他震惊的是在当地的市场上。
他亲眼看到商店里出售的崭新衬衣、布料，质地和花色，分明就是由中国援助的优质棉花纺织而成！
耿飚还注意到，在阿尔巴尼亚的城市和乡村，竖立着大量用中国援助的优质无缝钢管制造的电线杆。
而在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地区使用的还是成本低廉的水泥杆甚至木杆。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耿飚感到一种荒谬与心痛。
他将这里的所见所闻的事实，详实地记录在报告中，火速发回国内。
耿飚在报告中忧心忡忡地指出，阿方似乎将中国的援助视为天经地义，甚至出现了依赖和浪费的苗头，缺乏应有的珍惜和尊重。
因此，当1969年李先念肩负使命访问阿尔巴尼亚时，他心中已带着耿飚报告留下的沉重问号。
他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亲自观察，并试探阿尔巴尼亚方面对援助的态度。
因此，当谢胡以斩钉截铁的“从未考虑过偿还”回应李先念的试探时，这样的冲击可想而知。
它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在阿尔巴尼亚高层眼中，中国的援助并非基于平等互助的友谊，而是单方面无需回报的“义务”和“馈赠”。
谢胡接下来的长篇大论，详细罗列着阿尔巴尼亚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蓝图。
而每一项宏伟目标的实现，都理所当然地指向要求中国提供全部的设备、技术和资金支持！
他甚至提出，要在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
这些要求，远远超出了阿尔巴尼亚的实际需要和消化能力，更远远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
李先念听着谢胡滔滔不绝的“需求清单”，他又想起了耿飚报告中那些露天结块的化肥、市场上出售的援棉制品、以及用宝贵钢管做的电线杆。
这样巨大的反差，让他感到一种窒息感。
这次长达六小时的会谈，让中国高层彻底看清了中国勒紧裤腰带、倾其所有的无私援助，并未换来真正的友谊与尊重，反而助长了对方索取的现实。
耿飚的观察和李先念的遭遇，成为推动调整的关键因素。
中国意识到，不顾自身国力的无限度援助，不仅难以为继，更可能适得其反。
1970年代，中阿关系因国际形势变化和双方分歧加深而逐渐降温。
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压缩对阿援助规模，更加强调援助的实效性和受援国的自身努力。
，阿尔巴尼亚方面并不愿接受这种转变。
1974年，阿尔巴尼亚更是提出了一个天文数字般的援助要求，在未来五年内提供50亿元人民币贷款！
这无异于要将中国当成取之不尽的“提款机”。
此时的中国，已无力也无意满足这种不切实际的巨额索求。
经过艰难的谈判，中国最终只同意提供10亿元人民币贷款。
阿尔巴尼亚对此极为不满，甚至在中方急需的原油、沥青等物资供应上设置障碍。
最终，在1978年7月，中国政府做决定，全面终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
这一决定，标志着持续近二十年的、以中国单方面巨大付出为特征的“蜜月期”彻底终结。
历史的回响总是耐人寻味。
1981年，谢胡在阿尔巴尼亚内部政治斗争中自杀身亡。
2000年，耿飚大使在北京逝世。
时间进入21世纪，2020年前后，阿尔巴尼亚政府主动提出，将象征性地归还一艘早已报废、锈迹斑斑的中国援助的火车渡轮。
这艘沉睡在港口多年的老船，无言地诉说着一个朴素的真理。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情分固然珍贵，但更需恪守本分。
真正的友谊，建立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而非无休止的给予和理所当然的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