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妻子因为李伯清穷而离婚，小儿子判给了前妻，大儿子跟了他。 李伯清这个人啊，真是典型的“命里带苦也带戏”的角色。 从出生开始，他就像是被命运往生活底层狠狠地摁了一把。 1947年，成都，战后初年，百废待兴，李伯清一落地就赶上了这个混乱时代。 家里原本是中医世家，按理说有点文化、有点传承，可惜天不遂人愿，他才四岁，父亲就走了。 母亲后来改嫁，李伯清也跟着改了姓，从“陈”变成了“李”，这一变，也像是把原本的命改了个方向。 他读完小学就辍了学。 不是不想读，也不是读不起学费，而是连拍一张准考证用的黑白照片都没钱，这才算真正懂得什么叫“穷”。 十几岁开始，他干过装卸工、拉架子、卖小商品，甚至连蹬三轮车也干过。 那时候他最羡慕的三种职业，司机、炊事员、三轮车夫，全都不是因为有多体面，而是能挣到现钱，不拖不欠，饿不死人。 日子再苦，嘴上得有活气。 他就是那种一边啃冷馒头、一边还能讲段子哄大爷大妈笑的人。 这嘴皮子，是从小练出来的，也是生活逼出来的。 那会儿街头巷尾没什么娱乐，大人们围在一起聊天打牌，他就在旁边听，也在旁边插。成都人说话本来就有股子味儿，他一说，别的娃儿就都不吭声了。 1970年，他结婚了。 娶的是一个北方下来的知青姑娘，两人结婚后很快有了两个儿子。 那时候家里日子紧，两口子拌嘴也多。 到1979年，这段婚姻就散了，李伯清自己总结，说是“穷”是第一大杀手，再就是脾气大，说话冲。 年轻时他当厨师，有一次因为临时工没电影票看，当场就甩锅不干了。 家里有个男人这么爆脾气，女人哪撑得住？离婚后，大儿子跟了他，小儿子归了前妻，就像抓阄一样，谁也没得挑。 那一年他32岁，没工作没名声，一个三轮车夫，带着儿子住简陋平房。 白天蹬三轮，晚上偶尔去茶馆歇脚。 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平淡又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他的命运忽然就转了弯。 有一次他蹬完三轮车口渴得不行，走进文殊院附近一个茶馆要了杯茶。 正好里面几个人在聊武松——是那种民间最常见的闲谈，有人说武松侠义，有人说他能打。 李伯清听着听着，一时嘴痒就插话，说：“武松厉害个啥子嘛，仁义不如宋江，武艺不如西门庆，气力也不如蒋门神。”这一出口，全场先愣后笑。 凑巧茶馆里正坐着两个老说书艺人，一听这小子嘴皮子利索，起哄让他上台讲讲。 他哪里真的会说评书？只好说：“那我就给大家讲个故事嘛。”结果讲着讲着，就讲出味来了。 那天讲完，有人往茶几上一摞零钱，加起来两块多，朋友还帮他收起来。 他自己一个人站在门口，看着这两块钱，突然就眼泪下来了。不是感动，是觉得自己一张嘴，原来也能混口饭吃。 之后，他就真踏上了这条说书的路。 茶馆的茶铺老板开始给他安排下午场演出，一天讲两场，分成按人头收。 后来，他正式拜入成都评书名家周少稷门下，算是“入行”。 不过传统评书那套“开篇起、起承转合、落尾闭”的手法，他并不拿手。 他讲的东西很接地气，讲的是打工的糗事、街坊的怪事、机关里的笑话——不拿历史人物说事，直接拿自己和周围人开刀。 这种风格，后来他自己起名叫“散打评书”。 不像传统评书那样一本正经，而是“口语流”，笑料快节奏，段子接地气，用词也不讲究，骂骂咧咧全是市井话。 有段时间，街头的随身听里放的不是歌，是李伯清的段子。 成都年轻人走在街上听他说段子，还会学着他的语气说话。 1994年，他火了。 那一年，他的作品《徐洪刚热血颂》传遍四川城乡。 有人说李伯清是“巴蜀一张嘴”，有人说他是“人民的嘴替”。听众喜欢他，因为他不拐弯抹角，不装腔作势，说话带刺又带笑。 他骂人也骂得让人乐，吐槽也吐得有理，哪怕你今天被他调侃了，明天还想来听。 他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把川味儿讲进了现代人的骨头里。 他说：“以前我吃两块钱的烟，现在吃二十块钱一包的。”这是调侃，但也是事实。他从三轮车夫混成笑星，用的全是一张嘴，没靠后台，没走捷径。 他甚至没进体制，也没上春晚，却在四川成为街头巷尾的文化现象。 说起来也奇怪，他名声越大，人却越低调。 1995年，他悄悄皈依了佛门。别人出名了忙着投资、代言、捞钱，他去寺庙礼佛，成了四川佛教协会的副秘书长。 他始终觉得名利不是长久之计，嘴上的风光，终究要归于平静。 2007年，他剃度出家，在崇州的三昧禅林接受了仪式。 那天跟着他一起去的，有三十多个徒弟，气氛庄严得像过年。有人说他是不是跟妻子闹掰了，才跑去当和尚。其实不是。 他的第二任妻子徐茂，一直在他身边。 徐茂是成都本地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比李伯清小了十几岁。 两人1998年结婚，感情一直挺好，李伯清虽然名气大，却从来没传出过什么绯闻。 他退休后不怎么出门，就跟她一起养花养狗、喝茶聊天。 后来他还搞了一个“皇家贝里斯”足球队，说是要给成都人搞点健康娱乐。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喜欢诗，也喜欢狗。”就这么一句话，搞得大家哭笑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