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因何在1965年交恶，后面又为何重新回暖？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朝鲜立马与中国建交，双方起初把对方视作天然盟友，都很看重彼此的合作。1950年一场朝鲜战争爆发，把中国和朝鲜拉得更近，中国出兵援助，还提供了大量物资，这份付出也让两国情谊深厚。但好景不长，到了上世纪60年代，外部风向急转直下，两国的关系变得很别扭，这是怎么回事？ 上世纪50年代末，当时，咱们和苏联老大哥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这下朝鲜就难办了。一边是给自己当靠山、一手扶持起来的苏联，一边是刚一起扛过枪、打过仗的中国兄弟。手心手背都是肉，帮谁都不合适。 于是，朝鲜搞起了“等距离外交”。说白了，就是两边都不得罪，保持中立。站在朝鲜的立场上，这棋没走错。毕竟国家小，经济严重依赖援助，哪边都得罪不起。当时咱们国家也理解，毕竟我们自己也面临着三年自然灾害、中印边境摩擦等一堆头疼事，也不想跟苏联彻底撕破脸，有个中间人传话挺好。 所以那几年，咱们对朝鲜几乎是有求必应，勒紧裤腰带也要支援兄弟。 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支援”上。 1961年底，朝鲜副首相来北京，说急需3000吨钢管，第二年还要2.5万吨，外加10万个棉纺纱锭。当时我们自己都缺钢，总理跟他们商量，钢管我们只能给一半，至于纱锭，我们实在拿不出来新的，要不你们去我们停产的纺织厂里，把旧设备拆了拉走吧。 说实话，咱真是尽力了。给朝鲜的贷款，就没想过让他们还。可朝鲜当时有点飘了，觉得中苏都在拉拢自己，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咱们实在满足不了，他们心里就有了疙瘩。 真正让关系急转直下的，是几个因素的叠加。首先，中苏彻底闹掰了，朝鲜必须选边站。其次，因为越南问题，中朝观点不一，朝鲜更倾向苏联。最关键的是，60年代中后期我们国内开始搞“”，一些极左的做法，让朝鲜觉得我们想把思想强加给他们，心里很不舒服。苏联再旁边煽风点火，说中国有“大国沙文主义”，朝鲜的警惕心就起来了。 那么，这对闹翻的兄弟，后来又是怎么和好的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四个字：共同利益。 时间来到1968年，国际局势风云突变。朝鲜胆子也大，派特工偷袭韩国总统府，还扣了美国的间谍船“普韦布洛号”，一下子把半岛局势搞得剑拔弩张，美国航母都开过来了。这时候谁能站出来力挺朝鲜？还是中国。周总理托人给金日成带话：必要时，中国可以提供全面支持。 雪中送炭的情谊，朝鲜是记在心里的。 紧接着，1969年，轮到我们出事了。中苏在珍宝岛爆发了激烈的边境冲突，也就是著名的“珍宝岛事件”。我们随即进入了战备状态。几乎同时，朝鲜也因为击落了美国的侦察机，被美军的航母舰队在家门口威胁。 当中朝两国都面临着来自超级大国的巨大压力时，那种“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默契又回来了。共同的敌人，是最好的关系粘合剂。 和解的信号开始出现。1969年，朝鲜的报纸又开始转载新华社的消息了。同年9月，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朝都派了代表团去吊唁，这就提供了一个接触的机会。 真正的高潮，发生在1969年中国的国庆庆典。 这事儿办得，可以说相当有戏剧性。9月30号下午3点多，离国庆活动就剩大半天了，毛主席突然决定，正式邀请朝鲜派代表团来北京参加庆典。电报火速发往平壤。谁也没想到，朝鲜的反应快得惊人。下午6点半不到，回电就来了：同意！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崔庸健将作为代表出席。 当晚11点半，崔庸健一行就抵达了北京机场，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从发邀请到人落地，前后不过8个小时。这效率，这决断，说明双方早就盼着和好了，就差一个台阶。 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见到了崔庸健，开门见山地说：“中朝两国应当搞好关系，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崔庸健也感慨地回应：“中朝两国在历史上是并肩战斗的，鲜血都流在了一起。” 这几句朴实无华的对话，宣告了中朝关系开始破冰。隔年，金日成秘密访华，跟毛主席关起门来谈了很久，把过去几年的误会、疙瘩都摊开来讲清楚了。从此，两国正式握手言和，重归于好。
财运亨通
毛爷爷宽宏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