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郑介民在一家茶楼里陪朋友喝茶，一位身着长袍、满脸银须的老者给他看相，道：“先生手掌有一根怪怪的曲线，我不敢乱讲。”
1959年12月11日，台北一栋日式宅邸内，58岁的郑介民突然倒下，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军统将领，在一个普通的冬夜与世长辞。
官方诊断是急性心肌梗塞，但围绕他死亡的传言却从未平息，有人说是蒋介石下的毒，有人说是积劳成疾，真相已随时间湮没。
郑介民的人生轨迹颇为传奇，1897年，他出生在海南文昌的一个渔民家庭，童年时连温饱都成问题。
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二期，虽然错过了一期的荣耀，但这个海南青年却在二期中表现突出，尤其擅长情报分析。
毕业后，郑介民进入国民党情报系统，很快展现出过人的才能，他不像其他特务那样只会打打杀杀，而是更善于动脑筋。
1933年，他策划了震惊一时的刺杀张敬尧案，这次行动的成功，让蒋介石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
1936年两广事变期间，郑介民展现了他的另一项才能，他成功策反了陈济棠的空军将领，仅用200根金条就让对方倒戈。
这次不战而胜的经历，奠定了郑介民在国民党高层的地位，蒋介石开始重用这个“会动脑子”的军官。
抗战期间，郑介民的情报分析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1944年，他根据潮汐规律预测盟军将在6月6日登陆诺曼底。
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预测太过精确，不太可能实现，但历史证明了郑介民的判断，盟军确实在那一天发起了登陆作战。
这次成功的预测让他在盟军中也获得了很高声誉，美军将领开始把他看作真正的军事智囊。
但郑介民也有自己的软肋，那就是他的妻子柯淑芬，这个女人在军统圈子里以强势著称，连郑介民都要让她三分。
据当时的传言，柯淑芬经常以丈夫的名义向下属索要财物，甚至向外国使馆人员讨要奢侈品。
1946年，他们在上海的公寓发生失窃案，警察上门调查时，柯淑芬却说不清楚丢失了什么东西，场面十分尴尬。
最后郑介民只好对外宣称只丢了几个轮胎，这个说法当时就被很多人质疑，毕竟以他们家的财力，不可能只有轮胎值得小偷光顾。
1948年，随着国共内战的形势恶化，郑介民开始为家人的后路做打算，他让柯淑芬提前带着财产前往台湾。
有趣的是郑介民对外依然宣称“国军必胜”，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让不少同僚措手不及。
到台湾后，郑介民继续在情报系统担任要职，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 1957年，蒋介石发现了郑介民贪污军费的行为，公开训斥他“人格卑劣”，这件事让郑介民在政坛的地位急剧下降。
更让蒋介石不满的是，郑介民的弟弟郑挺锋滞留美国不归，长子也在美国留学，在那个敏感的年代，这很容易引起猜疑。
1959年，“台独”分子黄阳辉逃脱案让郑介民再次陷入困境，蒋介石要求他限期缉拿逃犯，否则军法从事。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郑介民突然去世了，12月11日晚上，他在家中突然感到胸闷，随即倒地不起。
家人急忙送医，但已经回天乏术，医生的诊断是急性心肌梗塞，这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确实是常见的死因。
郑介民的死引发了各种猜测，有人说是蒋介石下毒害死了他，有人说是他自己畏罪自杀，还有人说纯粹是意外。
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赏瓜中毒论”，据传蒋介石曾在日月潭请郑介民吃西瓜，郑介民疑心有毒偷偷扔掉，但回家后还是死了。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有戏剧性，但缺乏可靠证据，而且从时间上看，郑介民是在台北家中去世的，与日月潭的距离相当远。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郑介民的追悼会上表现得相当重视，不仅亲自出席，还追授他一级上将军衔。
如果真是蒋介石下毒杀害，这种表现就显得很不合理了，毕竟没有必要为一个被自己毒死的人如此大张旗鼓地举行追悼。
比较可信的解释是，郑介民确实死于心脏病，50多岁的年纪，加上常年的工作压力和生活习惯，突发心梗并不奇怪。
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确实紧张，各种政治斗争也很激烈，但这不意味着每个高官的死亡都与政治谋杀有关。
郑介民的一生反映了那个时代军事情报人员的典型轨迹，他们靠才能起家，因权力而辉煌，也因权力而堕落。
从某种意义上说，郑介民是幸运的，他避免了像戴笠那样的意外死亡，也没有像毛人凤那样晚年凄凉。
他的死虽然突然，但至少还能得到官方的正式追悼，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已经算是一个相对体面的结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