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17岁少年连同20多名抗日志士被日军当众杀害。士兵用刺刀剖开少年胸部，剜出心脏。见状，一商户紧握双拳，泪流满面，誓要手刃日寇复仇！ 1932年的东北，整个白山黑水都笼罩在一种血色的恐怖里。就在那年9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三千多同胞，一瞬间就没了。一个四百多户人家的村子，男女老少，几乎被屠戮殆尽。日军为了啥？就因为抗日自卫军打了他们的据点，他们就要用三千多条无辜的生命来“报复”。 他们把所有人骗到一块洼地，说是要照相。大家可能还寻思着，这是什么新鲜事儿。结果，相机没看到，等来的是遮挡机枪的红布被猛地揭开。六挺机枪，对着手无寸铁的百姓疯狂扫射。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直到整个草坪都被血染红。有位母亲，胸口被刺刀扎穿，竟然还撑着坐起来，用手死死攥住刀刃，十个指头都被割断了，那双眼睛，到死都瞪着那个日本兵。 这还不是结束。屠杀之后，日军怕罪行败露，用汽油焚烧尸体，再用炸药炸塌山崖掩埋。他们甚至还贿赂当时来华调查的国际联盟调查团的记者，让他们闭嘴。这就是他们干的事，一边举起屠刀，一边拼命想洗白自己。 1932年5月，在黑龙江绥化，日军为了抓捕所谓的“赤色分子”，把一个姓高的中学生绑在电线杆上，当众用刺刀剖开了他的胸膛。一个商户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当时就紧紧握住双拳，眼泪止不住地流，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手刃日寇，为同胞复仇！ 这个商户后来怎么样了，我们很难追寻。但在那个年代，又有多少个“他”，在目睹了亲人、同胞被残害后，毅然决然地拿起了武器？ 为什么这些日本兵会变得如此残暴？这就要说到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机构——日本宪兵队，也就是我们常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太君”。 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军中警察”。在中国，宪兵队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魔窟，是日军推行恐怖统治、收集情报、残害中国人的核心机构。他们自成体系，权力极大，可以直接逮捕、审讯、甚至处决任何人。 战后盟军缴获了一本《日军审讯守则》，里面白纸黑字地写着：“通常应使用的手段有……一般的拷问、毒打、撞击和一切能使肉体痛苦的方法……”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的酷刑多达34类，细分下来超过500种。 什么灌辣椒水、老虎凳、电击、火烙，这些都只是“常规操作”。 他们甚至“创新”了无数更变态的手段。比如把人扒光衣服吊起来，割鼻子、剜眼睛；或者往鼻子里灌水，再用军靴猛踩肚子。被抓进去的人，能活着出来的，寥寥无几。为什么这么残忍？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人根本不算人。战后一个叫木村光明的宪兵就承认：“上级看到了也不管，当做很平常的事情。” 在这些魔窟里，我们的抗日志士们经历了什么，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 著名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被捕后受尽了折磨。日军为了撬开她的嘴，用了所有能想到的酷刑，甚至用电刑刺激她身体最敏感脆弱的部位。在长达9个月的监禁里，她承受了非人的痛苦，但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牺牲前，她给儿子留下的遗书里写道：“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还有一位叫王光的女战士，为了掩护队友被捕。日军先是割掉她的耳朵、舌头，挖出她的眼睛，最后，用刺刀剖开她的胸膛，剜出了心脏。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她牺牲后，人们才发现，她的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尚未出世的孩子。 今天，我们国家强大了，再也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弱国。但就在上个月，日本有家媒体还在刊文，试图为当年的侵略战争“翻案”，说什么“战争有其复杂性”，企图模糊侵略的本质。每到特定日子，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日本政客，厚着脸皮去参拜那个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这些最新的动态告诉我们，总有人想替那些魔鬼“化妆”，想让我们忘记他们犯下的罪行。 他们希望时间能冲淡一切，希望我们这一代、下一代，都变成对历史“无感”的人。 我们记住这些不是为了延续仇恨，仇恨是把双刃剑，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记住，是为了搞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过怎样的苦难。 就像那个亲眼看着少年被剜心的商户，他心中的誓言，不仅是个人的仇恨，更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不屈的呐喊。 这种不屈，刻在了赵一曼的骨头里，也刻在了千千万万个倒在血泊中的无名英雄的生命里。正是因为有他们的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能在空调房里刷着手机，讨论着历史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