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解放军战士刘福云回老家唐山探亲。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坐在公交车上，正憧憬着回家后的温馨时，突然就有3个流氓逼停了公交车，随后他们就拿着菜刀走上了公交车。 1983年的唐山啊，天色总是灰扑扑的，风里有点咸腥味。那时候地震过去没几年，地面上盖了新房子，可人的心还没安稳下来。街边的玻璃柜里贴着条子，“今日供应：牛肉切片、带血猪头肉、红烧带鱼”，可没人敢晚上去买。你问为什么？因为街口常蹲着几个人，眼神轻飘飘，手插在挎包里。那包是老式军用单肩包，一只绿的，一只破的。里面装着的不是饭盒，不是书，是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卷口带血迹。 那年真是乱，乱得人夜里做梦都能听见脚步声。 很多事情，说起来像故事，其实是活人撞上的现实。解放军战士刘福云坐公交回家探亲，他家就在唐山。他穿着军装，干净利落，手搭着膝盖，靠着窗。他可能在想家里热腾腾的饭，想他娘是不是还种着院子里的茄子，想孩子还会不会缠着他讲部队里的故事。可车刚开出两站，砰一声，一个拳头敲在了车头上。司机吓了一跳，几个年纪不大的小子就这么闯了上来。 不是抢，是明抢。一个人往前一站，伸手就掏人兜。旁边那个眼神邪气，斜眼扫过座位，一脚踩在扶杆上，刀柄露了半截。没人敢吭声，有人低着头把零钱塞进手里。刘福云起身挡在他们前面，说了一句：“我是军人，别胡来。”那帮人愣了愣，笑了，退了，装作不屑地骂了一句，跳下车走了。 但这事没完。几条街后，他们堵在小巷子口，等着刘福云。他还没走近，那几个人就冲上来，刀砍头、背、胳膊。他倒在血泊里，衣服染红，刀口裂开皮肉，露出骨头。是路过的市民报了警，可警车来得慢。那时候唐山的街道不宽，光靠公安——压不住。 刘福云的事，在那座城市传得飞快。茶摊上的老人咂着牙说：“这还了得？连军人都砍？”小学生回家晚了，娘在门口骂：“你再晚回来，那帮菜刀的就把你剁了。”连墙上的黑板报都写上了“向刘福云同志学习”。可奇怪的是，没几天，那些在茶摊上多话的老头，突然闭嘴了。有人说他们被打了，有人说房子被人放火了。 唐山那个年头流行一句话：你给我脸，我留你命。不给脸，明天你的尸体就在东城桥下漂着。 可唐山不是最狠的。你要是坐火车一路往北，过了京通线，进到呼伦贝尔的深处，那里有一个叫牙克石的小镇，边上有个红旗沟农场。那年六月十六的夜里，那儿安安静静的，天上是清亮的北方星辰。几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宿舍喝酒，头儿是于洪杰。喝着喝着，他说：“咱干点大事。”别人笑，问他想干啥。他把刀一亮，说：“杀人。” 这不是玩笑，他是来真的。几个不敢的被反锁在屋里，剩下的七个，拿着斧头、钢钎、凿子、刀，就往职工宿舍杀进去。先是男人宿舍，一床一床地砍，惊动了管理员。管理员拿枪还没走两步，就被一斧头砍翻。枪被抢了，三十发子弹装满，转头又冲进女工宿舍。 女孩子们穿着单衣，惊恐地躲进被窝，哭喊声撕裂夜晚。有的被拖出来强奸了，有的来不及求饶就被一刀割喉。等天亮，二十多具尸体躺在血泊里，地板吸饱了血，发出一股锈味。警方赶到的时候，那几个少年还在试图点燃农场的油库，想把一切烧个干净。 你说这像是小说？不，那是报纸上白纸黑字印出来的。那天之后，整个内蒙古的公安系统炸了窝。人们第一次明白，青少年不是孩子，不是调皮捣蛋，他们可以成为野兽，嗜血的、没有底线的野兽。 东北更不太平。那两个被称作“二王”的家伙，一个叫王宗方，一个叫王宗玮。原来是医院的小职员，一个因盗窃蹲过监狱，一个趁人不备偷了把枪。他们在沈阳杀了人后就开始逃，南下，一路作案。他们穿着破旧外套，开枪不眨眼，一天换三张脸，住火车站、睡煤堆，像老鼠一样穿行在城市下水道里。 有人说他们在福建吃过一次婚宴，杀了主家，偷了钱；也有人说他们抢了广东的一个当铺，走时还点了火。真假不好说，可一个月接一个月的通缉令，贴满了街角的墙。警察抓不住，百姓不敢议论。直到1983年9月，他们在江西广昌县的山头被军队围住，天未亮，一阵密集的枪响之后，枪声终于停了。两具尸体被抬下山，手里还握着没打出去的子弹。 那年秋天，中央开了会。邓小平敲着桌子说，要“打一场战争”。这话不是虚的。他们出动了成千上万的武警，法院连夜开庭，死刑判决像印刷品一样一批批落下来。东城西街，西市南巷，天天有人看着囚车经过。押着的，有人面无表情，有人嘴唇颤抖，还有的在车上喊冤。 老百姓是支持的，说该杀。那时候你要敢在公共场所说一句“这事不对”，第二天可能就被请去“谈话”了。也确实，不狠一点，那帮家伙真是当社会是后院，拿人命当草纸。唐山的“菜刀队”几天之内被一锅端，骨干全判死刑；呼伦贝尔的那几个少年，被抓时才十七八岁，也被枪毙了三人。 从1983年到1987年，严打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十九万七千个黑恶团伙被扫平，涉及人员过百万。 街头重新安静了，孩子能自己去学校，女人晚上敢一个人坐公交了。人心才算定下来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