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大寨出名后，陈永贵给乡亲们酒喝：这是茅台，100多元一瓶 “1974年11月的清晨，北京冷得扎手，”陈永贵对秘书说，“鞋底的泥别带进办公室，乡下人也要守规矩。”一句玩笑，把走廊里的气氛瞬间拉回到他熟悉的打谷场——山西昔阳的大寨。外表变了，身份变了，骨子里的农民味儿没变，这正是很多北京干部对他的第一印象。 1960年前后，山西高原干旱少雨，梯田像刀口一样挂在黄土坡上。为了让粮食稳产，大寨社员必须把石头搬走、把水挡进地里。陈永贵从社员推选出来当了支书，白天挥锄，夜里开会，嗓子哑到几乎冒烟。那一年，最常说的两个词就是“墒情”和“口粮”，没人敢松劲。 收获季节，打谷场尘土翻飞。一个小伙子喊侄女把午饭送到康家岭，被陈永贵听见。“往返不到三百步，你自己走！省点人手干紧要活。”他抹了把汗，继续指挥打场。说话并不客气，可谁都听得出来，他怕的是浪费劳力，也怕把节俭扔到一边。这样较真，连孩子都躲着他走。半个月后，一位女孩不小心踩碎了几粒谷子，他蹲下来捡，抬头只说一句：“粮食长在地里不容易，下回绕着走。”孩子红着脸，点头比鞠躬还快。 1963年冬，大寨试推水土保持新法，坡改梯、沟筑坝，一条条坝台像级台阶铺开。第四年春耕，人们突然发现苗子比往年粗壮。消息传到太原，又转到北京，学习团陆续进村。一开始是省里、军区、大学生，后来连外国农业专家也来了。大寨接待站被挤得水泄不通，厨子铁锅日夜不熄。水不够用，只好用卡车到二十公里外拉；床位不够，一些客人跑到昔阳县再住一夜。那股热闹劲儿，比集市还旺。 客人来，总带特产：葡萄干、火腿、桂花酿，甚至云南的咖啡豆。陈永贵一概不收个人礼，他说：“给我留啥？大众伙的灶台敞着呐。”把东西分到各生产队后，他会抬出几样“稀奇玩意儿”让大伙尝鲜。1966年的那个晚上，他拿出一瓶包装怪漂亮的酒，拧开木塞，辛辣焦香扑面而来。“乡亲们，这东西叫茅台，一百多块一瓶。”他端起小锡勺，舀一勺给老会计，“别嫌冲，咱见识见识。”酒瓶就在院里转圈，有人用碗，有人直接抿一口，院子里笑声像麦浪一样一阵接一阵。 对家里人，他同样立规矩。“我当副总理，你们问我要特殊照顾？甭想。”儿子陈明珠成绩不错，收到清华和军区双重邀请，他拍板让孩子回大寨磨炼。“先把地种明白，再谈前程。”家里几个辈分小一点的晚辈想留北京，他摆手：“脖子上带个红领章就算干部？离基层远了，心就容易飘。” 1975年春天，他正式走进国务院。日子却和在大寨时差不多：早上小米粥、咸菜，午饭两个素菜，偶尔炒盘鸡蛋已算“改善”。他习惯系白毛巾、穿蓝粗布，皮鞋不合脚，就继续踩那双黑布千层底。有人劝他换身西装，他说：“布鞋不妨事，能走路就行。” 当年随团去墨西哥访问，外交部给随员每人发了二十美元外汇券。驻墨的大使知道后，说当地手表质好，“买块留念吧，不花也浪费。”大家动了心思。回国刚落地，陈永贵得知此事，火速把随员叫到办公室，一句“外国表有多好？周总理戴上海牌”杵在那里，谁也不敢吭声。最后那批手表被集中上交，作价换回公家款。 国内视察亦如此。浙江干部想请他在西湖划船，他摆手：“有半天空？去农科所看看新品种。”到了黄山脚下，随行人员动员他坐缆车，他把帽檐按得更低：“山在那儿，又跑不了，先把林业规划对上。”别人说他迂，他却觉得心安：干部少走冤枉路，基层多收一分收成，才算不白来。 许多老乡至今念叨那瓶茅台。有人说，那是他们第一次知道“名酒”二字，也第一次体会到干部与群众同喝一碗酒的滋味。陈永贵没讲什么豪言，他只是倒酒时嘀咕一句：“东西好，可贵在大家一起尝。”那晚微醺的笑容，定格在大寨的秋月里，也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