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王仲廉被押去南京受审，汤恩伯替他求情，蒋介石骂道：“这就是你向我推荐的将才？畏缩不前，应该被枪毙！” 要说王仲廉前半生的履历，那真是金光闪闪。黄埔一毕业，就跟着东征北伐，从排长一路砍到师长。他打仗有个特点：狠。 1937年南口战役，他带着89师硬扛日本精锐板垣师团。那会儿咱们装备差，就靠人命填。20多天，阵地几度易手，全师伤亡六千多人，几乎被打残。但王仲廉就是不退，愣是把日军的进攻节奏给拖垮了。这一战，让他名声大噪。 到了1938年台儿庄，王仲廉已经是85军军长。他奉命穿插敌后，玩了个漂亮的“精兵夜袭”，一夜之间端掉了日军一个炮兵阵地，为台儿庄大捷立下头功。李宗仁都对他赞不绝口。靠着这些实打实的战功，王仲廉的官越做越大，到1943年，已经升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手握重兵，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方大员。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高光时刻，往往也埋下了日后危机的种子。王仲廉的勇猛，让他成了汤恩伯这棵大树上最粗的枝干。但这也意味着，风来的时候，他也是最先被吹打的那一个。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豫中会战。国民党军几十万大军一溃千里，丢人丢到了家。 当时王仲廉负责守备许昌、洛阳一线。结果呢？大军在撤退途中，竟然被当地的武装给包围缴械了。 当时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名声极差，民间流传着“水、旱、蝗、汤”四大害，汤恩伯的“汤”赫然在列。军队纪律败坏，与民争利，早就把老百姓得罪光了。所以当大军溃败时，积怨已深的民团就趁火打劫了。 王仲廉这个集团军总司令，带着总部直属部队，硬是被一群拿着土枪、大刀的民兵给冲散了。他自己化装成农民，才侥幸捡回一条命。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这事儿传到重庆，朝野震动。政敌们立刻抓住机会大做文章，要不是汤恩伯四处活动，王仲廉的军旅生涯可能在那时就提前结束了。虽然官位保住了，但“无能”的标签，已经悄悄地贴在了蒋介石的心里。更重要的是，这次经历，给王仲廉的内心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开始明白，打仗不光是战场上的事，背后的人心向背，同样能要你的命。 1947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了关键阶段。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在鲁西南地区，把国民党整编第66师宋瑞珂部死死围困在羊山集。 蒋介石急了，严令离得最近的王仲廉第四兵团和王敬久的第二兵团火速增援。尤其是王仲廉，他的兵团兵强马壮，距离羊山集不过几十公里，是解围的绝对主力。 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王仲廉此刻的表现，和他抗战时的“拼命三郎”形象判若两人。他变得异常谨慎，甚至是“畏缩”。大军每天只前进十几里，走走停停，不断派出侦察兵，理由是“沿途地势复杂，谨防共军围点打援”。 羊山集里的宋瑞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告急电报一封接一封：“军座，再不来我们就要弹尽粮绝了！”王仲廉的回电永远是那几句：“沉着应战，稳扎稳打，我部正加速推进。” 说白了，王仲廉怕了。豫中会战被民团缴械的阴影，让他对陷入包围圈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他太想保住自己的部队了，生怕重蹈覆辙。他选择了一种最稳妥，也是最贻误战机的方式。他想的不再是“救人”，而是如何“自保”。 结果可想而知。7月28日，在我军的猛攻之下，羊山集被攻克，整编66师全军覆没，师长宋瑞珂被俘。王仲廉的“援军”，始终被挡在离羊山集十几里外的地方，眼睁睁看着友军覆灭。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雷霆震怒。他不是气王仲廉打败仗，国军败仗打得多了。他气的是这种见死不救、保存实力的态度。这在当时派系林立、各自为战的国民党军中，是蒋介石最痛恨的。 很快，王仲廉被一纸电令撤职，押送南京军事法庭。他的老上司、老靠山汤恩伯急忙跑去求情。这才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一幕，蒋介石指着汤恩伯的鼻子破口大骂：“这就是你向我推荐的将才？畏缩不前，应该被枪毙！” 这场审判，与其说是军事审判，不如说是一场政治表演。主审官是何应钦，他跟汤恩伯一向不对付，正好借这个机会敲打汤恩伯的派系。检察官罗列的罪名，核心就是“谎报军情、坐视不救”。 其实，从军事角度讲，王仲廉的“稳扎稳打”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解放军的围点打援战术确实厉害。但问题在于，在那个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当“合理”的谨慎变成了“无情”的旁观，性质就完全变了。 蒋介石的态度也很有意思，他嘴上喊着要枪毙，但最后只是判了八年。这其实是一种政治平衡术：既要严惩王仲廉来整肃军纪，给其他将领看；又不能真的杀了这个黄埔一期的嫡系，毕竟抗战的功劳还在。说到底，王仲廉成了派系斗争和蒋介石整肃军心的一颗棋子，一个用来杀鸡儆猴的典型。 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王仲廉被保释出狱，后来去了台湾。他在台北深居简出，绝口不提当年的事。据说，他每天都会擦拭那枚在台儿庄获得的青天白日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