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冀中军区参谋长有了外遇，被怀孕的妻子撞见后，他竟杀死了妻子，毛主席知道此事后，震怒不已：“立即枪毙，绝不姑息！” 1947年，解放战争打得正激烈，整个国家都在一片炮火声中等待新生。黄寿发所在的冀中军区，是插在敌人心脏地带的一把尖刀，斗争环境极其残酷。可能也正是因为长期处于这种紧张和压抑的环境中，他内心的魔鬼被放了出来。 当时，他的妻子何茵已经怀有身孕，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本该是天大的喜事。可黄寿发却在这时候，跟家里的保姆搞到了一起。这事儿搁在任何年代，都是不道德的，更何况是在一个纪律严明的革命队伍里，在他妻子还怀着他孩子的时候。 纸终究包不住火。一天，何茵撞破了黄寿发和保姆的丑事。接下来的事情，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面对怀孕妻子的质问，黄寿发没有羞愧，没有悔过，而是动了杀心。他竟然用手枪，亲手结束了妻子的生命，一尸两命，连自己未出世的孩子都没有放过。 一个在战场上保家卫国的军人，回到家却成了杀害妻儿的恶魔。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作风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刑事犯罪，是人性的泯灭。 案发后，部队内部都炸了锅。怎么处理黄寿发，成了一个大难题。有人觉得，黄寿发是老革命，打仗是把好手，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这种声音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市场。毕竟，培养一个高级指挥员太不容易了。 案件就这么拖了一年多。直到1948年，中共中央机关来到了晋察冀，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件案子。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平日里那双深邃的眼睛里迸发出罕见的怒火。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给出了八个字的批示：“立即枪毙，绝不姑息！” 这八个字，掷地有声，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主席的愤怒，不仅仅是针对黄寿发惨无人道的罪行，更是对党内和军内可能滋生的那种“功臣自居”、“无法无天”的苗头，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 在毛主席看来，共产党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拥护，靠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铁一般的纪律和高于一切的道德标准。 如果连杀妻这种突破人伦底线的罪行都能因为“功劳大”而得到宽恕，那我们和旧军阀、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说到国民党，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非常有名的对比案例——张灵甫。 张灵甫，国民党王牌74师师长，抗日名将，长得还一表人才。他也干过同样的事：杀老婆。他的妻子吴海兰因为被他怀疑有外遇，被他一枪毙命。事后，蒋介石是怎么处理的？关了一年多，在各方求情下，不但放了，还官复原职，后面更是步步高升。 国民党内部奉行的是什么？是“刑不上大夫”，是人情大于法理。为了保住一个能打仗的将军，他们可以无视国法，无视人伦。结果呢？保住了一个张灵甫，却寒了千万人的心。 老百姓会怎么想？原来当官的杀了人，只要有背景、有靠山，就不用偿命。这样的队伍，怎么可能得民心？ 两件事，两种处理方式，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执政理念。黄寿发被枪决，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明确：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纪律和法律之上，功劳再大也不是犯罪的“挡箭牌”。 这个故事放到现在一点都不过时，为什么？因为“拒腐防变”和“从严治党”这个主题，从来就没有“完成时”，永远都是“进行时”。 从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到咱们这几年的反腐风暴，揪出了一个个曾经位高权重的大“老虎”，逻辑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就像毛主席当年说的，杀掉刘青山、张子善，是为了挽救成千上万的干部。今天，我们对那些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查处，同样是为了保持队伍的纯洁性，为了守护我们这个国家最根本的基石，人民的信任。 普通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不公平，最反感的就是特权。黄寿发当年之所以在内部还有人替他说话，就是因为“功臣”这个身份给了他特权的幻觉。他觉得自己的功劳可以抵消一切罪过，这恰恰是最危险的思想。 所以，回过头来看黄寿发这个案子，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政党、一支军队的底色。这个底色，就是“纪律”二字。正是因为有了这铁的纪律，我们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也正是因为始终坚持这铁的纪律，我们才能在今天这个复杂的时代，不断清除自身的沉疴旧疾，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