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李大钊英勇就义，三个孩子在一起，16岁的李星华，8岁的李炎华，4岁的李光华，同框合影，永恒的回忆！ 那张照片是1927年的，三个孩子站在一起，站得挺直。 大的是李星华，十六岁，穿着暗色布衫，小辫盘得紧。中间那个是李炎华，才八岁，低头看地，像刚哭过。最小的，是李光华，四岁，小脸憋着，一只手揪着姐姐的袖子。 他们的父亲，李大钊，已经不在了。 照片照下来的时候，他刚刚被绞死没几天。 四月二十八号，行刑那天，天阴沉着，西交民巷那边封了路，刑场设在一片空地，草地都没来得及拔。 架子是新搭的，粗木横梁，铁钩挂在正中。 行刑官是北洋政府那边指派的，说不上名字。 他先喊了几句，没人理，李大钊也没动。他是第一个被挂的，走得稳，走到绳子下的时候停了几秒，好像在看天。 那天没太阳，天色跟锅底一样暗。 没有喊，也没有挣，过了一会儿，绳子收紧，人吊了起来。 四十来秒，没动静了。 那会儿他三十八岁。 人死得静。可这个人，不该是静的。你说他在北大讲课的时候，哪一次不是把手拍在讲桌上说：“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是要翻身的人！”下面学生一哄而上，抄起笔记本开始记。有的没带纸，他就笑着把自己讲稿撕了递过去。 谁也没想到，走得这么快。 他是河北乐亭人，家里做小生意。小时候爱读书，祖父宠着，十几岁就许了亲，娶了赵纫兰，一个农村姑娘。两人感情不热不冷，但稳。他后来留学去了日本，纫兰留在家，把家里撑着。养孩子、种地、借钱送学费，全她一人。 他在东京，读书之外最喜欢的事是写传单。尤其是1915年那年，日本给中国下了“二十一条”，他气得不行，整宿不睡，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印了一百多份，跑去散发。他说：“这不是读书，这是活命。” 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做图书馆主任，那年是1916。他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穿长衫，笑的时候嘴角一边翘。人不高，站着讲课的时候，常常两只手插在袖子里。学生爱听他讲，尤其是讲俄国、讲十月革命。 他说：“革命不是喊口号，是改命。” 1918、1919那几年，他文章写得密，一篇接一篇。《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是干巴巴的话，却能看得人心里起火。 你要说他文采，不是写得华丽，而是像在跟你掏心窝子。 他把“庶民”这词写得重，他说咱们国家不是没希望，是没被这些人真正管过。 他组织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自己是书记。 那些年他住回回营三号，一边教书，一边革命，一边教孩子。 家里日子紧巴，赵纫兰做豆腐、卖针线补贴，李大钊的工资一大半拿去救济党内同志。 有人问她苦不苦，她摇头，说：“这家不是我的，是这个国家的。” 后来情况越变越坏，1926年，张作霖的兵进北京，逮人、封楼、封报。李大钊没躲，每天照样上课、写东西、接头。他说：“我走了，别人怎么办。” 四月六号早晨，奉系军警突袭了俄国兵营。 李大钊在那里避风头，被抓了个正着。 传说当时他手里正翻着一本《资本论》，看了一眼，把书放下，自己站起来。他说：“不必推我，我自己走。” 押去西交民巷的路上，有学生认出他，远远地喊了一声“李先生！”他没有回头，只是把头微微点了点。 他在看守所里写了三份《自述》，有人说是交代，也有人说是给后人留的。 字写得密，每页都改过，墨迹晕在纸上。每段结尾都写“我不悔”。最后一页签名后，他加了一句小字：“为真理而死，虽死犹荣。” 他死了以后，家就散了。 赵纫兰抱着孩子们从北城搬到南边，又搬到通州。她身体不好，一病不起。1933年冬天，临终前吩咐李星华照顾弟弟，说：“不求你们出人头地，只别走歪了。” 五个孩子，各走各路。李葆华去了日本，读书、入党、回国、抗战、解放，最后做到副国级。别人问他有没有遗憾，他说：“我没爹的时候才十八，我知道怎么过。” 李星华是教师，在延安、在北平、在北京，一直教书，教到头发花白。她收集民间故事，出了一本《北方乡语小集》。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父亲说，话要讲给人听。” 李炎华流落多年，在乡下教过小学，后来进冀东建国学院。她从不提过往，办公室里挂的不是父亲遗像，是一幅写有“勤俭”二字的横匾。 李光华，那个站在照片最右边的小孩，后来当了工人、干了行政、进了中科院，做书记。人到老了还是喜欢喝一口，喝多了会说：“我娘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烧水。” 李欣华，最小的那个，从没见过父亲。他在北京做过校长，死在九十年代。学生给他立碑，碑上只写了七个字：“校长人好，话不多。” 家人从来没在公开场合合过影。 除了那一张，1927年的照片。站姿生硬，神情怯懦，衣角有褶，光线偏暗。那天照相的师傅来得匆忙，底片还没晾干，就匆匆洗出来。 洗出来以后，送到李家的时候，赵纫兰接过，盯了很久，只说了一句：“好，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