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国民党为何不继续追击？ 红军进了陕北，那年是1935，秋风有点硬，天也变得冷了。 中央红军这一支人困马乏，走了上万里，从江西出发，爬雪山、翻草地，折了太多人，走到延安周边的时候，只剩个骨头架子。 七千人，或多或少，还夹杂着些伤兵、瘦马、少年。 你要说，这个时候国民党该乘胜追击了吧？“宜将剩勇追穷寇”不是挂在嘴边吗？可他们没追。 不是没能力追，而是这仗，追到这一步，已经不像最开始那种你逃我追的路子了。 要从川西说起，那时候红军其实已经“分了家”。 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懋功见了面，本该是兄弟重逢，结果打了照面，没走两步又拐了叉子。四方面军不想北上，他们嫌北边太苦，想往川西甚至新疆那头去，觉得那边容易扎根。 于是，中央红军上北边去了，四方面军往南边去了。 等于一盆水撒开了，一时间，连蒋介石都看不懂红军到底想干嘛。 他没闲着。 他害怕四方面军在四川站稳脚跟，那可是后背捅刀子的大事。所以他赶紧把原本追着中央红军打的那些部队抽出来，调去川西堵人。 二十多万兵，重兵压境，一头扎进四川盆地，这就让北上的中央红军意外地得了喘息的机会。 那时候红军走得慢，实在是累了。 长征不是比赛，是赌命。 到陕北这地方，他们不是在寻找胜利，而是想找个能躲躲风的山头，哪怕只是个能埋锅做饭、不被围剿的地儿。 可谁能想到，这个地方，真的成了个避风港。 陕北，不是讲义里说的那种“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那么干巴巴的理由。你真要走进去看看，就知道它的地形根本是反人类的。黄土高原的沟壑，有的深得连马都下不去，有的窄得步兵得低着头钻。 老蒋那边的中央军，惯的是重装备，大炮、机枪、卡车，在这里统统派不上用场。 你带一门炮上山，得拆开两三节，靠人背骡驮，一天能走几里路？粮草得从百里外一袋袋抬进来，光是吃喝就能拖死一支军队。 而红军不同。他们习惯了挖地道，走山路，在老乡家里睡炕头。 他们打的不是堂堂之战，是夜里点灯、白天游击的那种小仗。一群人，几把枪，伏在沟口一守就是一天。等到敌人一露头，一阵冷枪打完就散，连影子都找不到。 更关键的是，陕北并不是一张白纸。 刘志丹、谢子长他们早就打下了底子，在这一带做群众工作好几年了。 村口有红军的接头人，炕头有红军的老亲戚，地窖里藏的是枪、药，还有白面。后来徐海东带红二十五军一到，又合编成红十五军团，这一来，中央红军等于不是孤军，而是嫁到了一个已经有嫁妆的“东家”。 有一仗，叫直罗镇，1935年11月打的，那是红军真正意义上在陕北打出的第一口气。他们打掉了张学良手下两个整编师。不是骚扰，是实打实的血战，红军赢了，士气也起了。蒋介石从南京得到战报的时候据说拍桌子骂娘，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帮子人不是快死了吗？怎么还有力气反咬一口？ 蒋不想亲自往陕北投太多兵。他怕，怕陕北吃人，把中央军拖进去出不来。所以他拿起算盘，设了个“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把张学良封了副总司令，让他和杨虎城两人去打前锋。他自己坐镇重庆，隔空指挥。打得好，全是战略英明；打得不好，那是地方军阀不听号令。 但张学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东北丢了，抗日不力，一直被舆论骂得不行。他的兵也不是傻子，很多人早就想反击日本人，不想再打一场兄弟阋墙的内战。打仗是需要信念的，没有信念就只剩下苦力。而且他们还发现一件事：红军虽然苦，但讲道理，对老百姓好，还真有几分抗日的意思。这让他们心里生出一种说不清的别扭。 杨虎城也一样。他是陕西人，在地头扎了根。他既怕红军把自己地盘吃了，也怕中央军借着剿共把他架空。于是他索性“演戏”——演给南京看，也演给红军看。你说他剿共？他剿，只是剿得不紧不慢，不疼不痒。到后来干脆在战场上互相放空枪，两军士兵隔着壕沟扔烟卷聊天，说是打仗，不如说是在混日子。 这一切，都被蒋介石看在眼里。他再也坐不住了。 1936年冬天，他飞到西安，亲自督战。不是慰问，而是下命令：要么进攻，要么滚蛋。他给张学良下了两道选择题。选A，把红军全歼；选B，交出地盘，滚去福建当听差。 这种逼法，是在踩人的脸。 张学良被逼急了。那段日子，西安街头学生抗日游行，喊着“拥护张副司令抗日”的口号。 张学良看到那些孩子眼里烧着的光，突然觉得自己这些年，太窝囊。他知道再不做点什么，就只能任人摆布，彻底被边缘化。 12月12日凌晨，事情来了个急转弯。 他的人马闯进了华清池，把蒋介石活生生从山上的石缝里拽出来。 听说那天夜里蒋只穿了单衣，躲在冷风里发抖。 杨虎城也没闲着，把蒋身边的亲信、政要一并抓了。这一场“兵谏”，像是几十个埋了火药的角落同时引爆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 蒋被迫接受谈判，停止剿共，国共开始商量联合抗日的事。 很多事从那一晚起变了方向，很多人也在那一夜里翻了命运的盘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