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李大钊的了明禅师，被五花大绑带到刑场准备枪毙，出乎意料，行刑前他对提出一个要求：“我死有余辜，但是能不能别打我的头？” 李大钊是怎么死的？很多人知道个结论——被绞死的。 在北京西交民巷，1927年4月28号。可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谁动的手？他临死前是不是说了什么？这些年，也许有人早就忘了，有些人也许从没关心过。 可翻资料的时候，那些细节，总会冒出来，一点点往你心里钻。 他那天不是一个人死的，一共二十个同志一起被押着出去。 他走在前面，个子不高，穿得也不显眼。士兵围着，枪上着着刺刀，那场面压得人喘不过气。 有个警察——也就是后来说的“主谋”——就在旁边冷眼看着，脚底下站得稳稳的，一只手放在枪套上，像是等着看谁敢挣扎一下。 李大钊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的人，没说话。 有人说他笑了一下，也有人说他喊了几句口号，还有人说他低声念了首诗。 这些版本都流传着，但没人敢说自己百分百听见了什么。可是他在最后上绞刑架之前，说的那句：“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是确确实实传下来了的。 这不是给敌人说的，是给活着的人听的。他不是死不认错，而是死都不改口。 那时候他38岁，一个人，活到三十八岁，前半辈子读书教书，后半辈子在黑暗里摸索怎么让这国家不再这么烂。他早年去日本，回国后在北大教书，写文章，搞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天天跟学生们嚷嚷“要觉醒，要反抗”。 他那些学生里，有些后来成了骨干，有些死在了牢里，还有一些，一直没站出来，就这么过完了这辈子。 那会儿的他，早就知道自己有可能活不到老。 不是被暗杀，就是被抓。他心里清楚得很。可他也不是一味冲，他做事还是有章法的。他不是那种拿命去换名声的人，他是真信。信得让人害怕。 就像一棵老松树，谁劈都劈不倒，敌人也是看出来了，所以才用了最狠的法子。 说到这儿，得提一嘴那个人，雷恒成。这个名字现在不常听到了，但当年，他可不是什么无名之辈。他是京师警察厅的副处长，抓李大钊，就是他牵的头。 这人后来还改了名，藏到上海去，装成个“了明禅师”，留着胡子，嘴里念念有词，说是给人看相、解签，一副出家人模样。 你要是单看他在上海那十来年过的日子，哪儿像个犯了事儿的人？ 住在老洋房里，吃得讲究，茶叶还得是安溪铁观音的，出门穿着长袍，胸前挂个金怀表。邻居都说他“挺有涵养的”，谁知道他手上沾了多少人的血。 1952年，有人写信举报了他。 那封信现在还留着，上头写得清清楚楚，说他就是当年抓李大钊那人，还说他有几颗金牙，一块前清赏的金表，这些年在上海一直靠算命活着。 公安局那边一看这事儿不小，就派人查了，负责的就是鲁全发，上海公安局的老刑警。 鲁全发不是那种光靠档案办案的人，他是那种能在三条胡同里摸出线索来的人。 他跑去马立斯路那边，一家一家地打听，问有没有一个北方口音的老头算命的。 最后，还真让他找着了。那老头一开门，还挺客气，“施主今日气色不佳，是有官非要临？”嘴上说着套话，眼睛还打量着人。鲁全发就顺着他的词接下去，一边说一边看，注意他一笑露出来的金牙，注意他手腕上戴的金表，越看越觉得对。 当天晚上，这位“禅师”就被请回公安局了。 他还挣扎着说自己冤，说自己只是个修行人。可一屋子的证物摆出来，他一下就没声了。那天晚上谁也没睡，审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全城知道了：李大钊的仇，报了。 很多年以后，有人问鲁全发，抓到雷恒成那一刻，他心里是什么感觉。他没说什么豪言壮语，就说了一句：“他害死那么多人，总不能让他就这么活着。”这句话，很平实，但够了。 你说命运是不是有时候就在兜兜转转之间，给人一个说法？ 李大钊死的时候没说多余的话，雷恒成要死的时候也没哭天喊地。他只是提了个要求，说能不能别打头。枪毙前还能说这话的人，怕的不是死，是脸。 他活了这么多年，终归还是不想别人看到他狼狈的样子。可谁在意他了？ 那天早上，刑场上刮了点风。 队伍走得慢，脚步有点沉。没什么人说话，空气里也没有嘈杂声。 太阳还没升高，地上的影子拉得老长。 人被五花大绑着押上台，那些兵站得笔直，枪口齐刷刷地朝前。有人在旁边轻轻咳嗽了一下，然后，就听见那声枪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