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一女老板恋上已婚男下属，为与他结婚，主动提供300万资助男下属离婚，作为其妻子离婚补偿及子女抚养费。男下属借此顺利离婚，并与女老板同居，但共同生活一年后，两人因性格不合分手。不料，女老板后悔当初的投入，遂将男下属及其前妻一并告上法庭，要求返还全部款项。一审法院认为这笔钱违反公序良俗，系无效赠与，应当返还给女老板。男下属及其前妻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的观点却截然不同。 据潇湘晨报·晨视频9月12日报道，朱莉（化名）是一位在商界摸爬滚打多年，事业有成的女子，她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处事干练，经济优渥。 然而，在个人情感方面，她却感到些许空虚，直到公司新入职了一位名叫何伟（化名）的年轻职员，何伟不仅工作能力出色，外形也颇为俊朗，虽然已有家室，但仍深深吸引了朱莉。 在日常的工作接触中，两人关系逐渐升温，超越了普通的上下级关系。 朱莉欣赏何伟的才华与活力，何伟不仅折服于朱莉的成熟与能力，还夹杂着其他复杂的情愫，两人最终确立了婚外恋情关系，并憧憬着各自的婚姻关系结束后，能够共同组建新的家庭。 对于何伟而言，结束现有的婚姻并非易事，他与妻子陈静（化名）育有孩子，且离婚必然涉及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以及可能需要对妻子进行的经济补偿等问题。 这笔经济负担对当时收入可能远不及朱莉的何伟来说，是一个现实障碍。 为了扫清与何伟结合的障碍，尽快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朱莉决定出资，帮助何伟解决离婚的经济补偿问题。 在朱莉的授意或共同商议下，她通过银行账户，分笔向何伟的妻子陈静转账了总计高达300万元巨款。 这笔钱的名义明确为“离婚补偿款”及“子女抚养费”。 收到这笔远超预期的补偿后，陈静与何伟的离婚手续得以顺利办理。 此后，朱莉与何伟如愿以偿地开始了同居生活。 然而，激情褪去后，现实生活的琐碎和双方性格、背景的差异逐渐显现，短暂的甜蜜期过后，两人矛盾频发，发现彼此并非合适的终身伴侣。 共同生活约一年后，两人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双方分手。 此后，朱莉心有不甘，她认为这300万元是基于结婚目的而赠与的，如今婚结不成，何伟及其前妻陈静应当返还这笔钱。 在协商未果后，朱莉一纸诉状将何伟和陈静共同告上法庭，要求二人返还300万元款项。 法院会怎么判决呢？ 《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朱莉为了与何伟建立婚外情关系并最终结婚，代为支付高额离婚补偿的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其支付行为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既然行为无效，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陈静作为这笔300万元款项的实际接受方和受益方，应当负有返还款项的义务。 基于此，一审法院判决，陈静应当将这300万元返还给朱莉。 一审判决后，何伟及陈静均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仔细审查了证据，发现朱莉所提供的证据，如转账记录、沟通记录等，并不能证明她当时有明确将300万元赠与给陈静的意思表示。 相反，款项的支付背景、金额与何伟离婚所需补偿的匹配度，均指向这笔钱是朱莉代何伟向陈静支付的离婚补偿款、子女抚养费等费用。 也就是说，朱莉是“代付人”，真正的支付义务人应是何伟，陈静获得款项是基于其与何伟离婚协议中的合法权利，而非来自朱莉的无偿赠与。 二审法院同样认为朱莉代付行为的动机是为了结束他人婚姻，与自己建立婚外情关系，这样的代付目的是违背公序良俗的。 此外，法院进一步援引了法学理论中的“因不法原因所为给付不得请求返还”的原则。 所谓不法原因给付，主要是指一方基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原因而为的给付行为，如请托办事、不正当男女关系赠与等。 这意味着，虽然给付的原因是不法的、违背公序良俗的，但如果允许给付方以此为由要求返还财产，会使其从自己的不道德、不法行为中获益，这本身有违诚信原则。 朱莉为了实现其不正当目的，主动自愿地支付了款项，如今目的落空后又想全数收回，这种行为不应得到司法支持。 最终，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驳回了朱莉的全部诉讼请求。这意味着，陈静无需返还300万元。 朱莉的故事令人唏嘘，她为一段不被法律和道德所祝福的感情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最终人财两空。 法院的判决告诉我们，法律保护合法权益，但绝不会成为任何人为实现其不法或不道德目的而利用的工具，每一段关系都应以真诚和合法为基础，任何试图用金钱购买感情、扫除障碍的行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与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