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哈尔滨，十位抗日义士拍下了这张合影后，被拉往刑场集体枪杀，这是英雄留在人世间的最后遗照。 有些照片，仅一眼，便深深烙印于心底，似镌刻的记忆难以磨灭。那惊鸿一瞥的瞬间，已化作永恒，从此，再难从脑海中抹去分毫。 1933 年的哈尔滨，寒冬如铁，风刀霜剑割裂着街巷的每一寸空气。 镜头按下的刹那，十张镌刻着不屈的面孔被永远封存 —— 那不是普通的合影，更像一枚浸满热血的时光印章，将抗日志士们赴死前的凛然风骨，深深烙 进了民族记忆的长卷，任凭岁月流转，那份赤诚与刚毅始终未曾褪色。面对这张照片，人们竟能读出两套完全相悖的意涵，仿佛在观看两幅毫无关联的画面。 在拍摄者，也就是伪满洲国当局眼里，这是权力的炫耀，是对所有反抗者的公开羞辱与震慑。 可在后人的凝望里，它从不是寻常的遗迹，反倒成了一方未著一字的丰碑，将那份永不弯折的英雄气概，深深烙印在了时光深处。 它不仅仅是记录，更像一个充满角力的历史现场。 让我们先走进照片，看看镜头里的人。 尽管双手被沉重的铁链锁住，九名男子的腰杆却挺得笔直，目光坚定地望向前方，那是一种穿透镜头的力量。 画面最左侧是唯一的女性。她的面容清秀，但头发散乱。 她微微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有一种说法是，她的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恬淡微笑，这种在死亡面前的平静，比任何呐喊都更有冲击力。 请别忘记，那些挺身而出的身影从不是生来就带着英雄光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过是哈尔滨高校里寻常的老师与学生。 在被捕前，他们利用学生身份作掩护，秘密为抗日义勇军传递情报和物资，甚至潜入郊外仓库，引爆日伪的军用物资。 在长达数月的审讯中，他们承受了棍棒殴打之类的酷刑，却始终守口如瓶，只陈述自己抗日的理由。 在伪满洲国高等法院的法庭上，他们站立应讯，并拒绝签署那份象征屈服的悔过书。照片里的这份从容，正是他们信念的最后写照。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拉到镜头之后，那里站着的是冰冷的权力。这帧影像的诞生，从头到尾都是一场为彰显权力而精心铺陈的表演。 拍摄现场，除了摄影师的三脚架相机，周围全是持枪的狱警。 从年初突袭学生宿舍，搜出抗日传单和武器零件，到所谓的“公开审判”，再到行刑前宣读罪名，每一个环节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合法处决”的假象。 照片拍完，义士们被推上卡车，沿着行人稀少的街道，押往城外的荒野刑场。 枪声响起后，第二天，伪满的《满洲报》就把他们定性为“勾结逆匪”的“顽劣不化”分子，并大肆宣扬伪法院的“公正”。照片和报道，成了组合的宣传武器。 这种宣传的目的，就是制造恐惧。处决之后，伪警察立刻加强了对哈尔滨高校的监视，学生出入都要检查证件，课堂也受到审查。 校园的空气骤然紧张，城市里的抗日活动被迫转入更深的地下。 但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让我们把目光从相框里移开，望向更广阔的历史。这十位无名的义士，其实从来不是孤岛。 在他们牺牲的年代，整个东北大地有数十万抗日义勇军在战斗，岗村宁次这样的关东军高官在视察时都屡屡遭遇他们的队伍。 他们就读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本身就是抗日的秘密据点，曾有28名学生因抗日被捕，其中10人牺牲。 1934年，他们的同学黄铁成、杨永安毅然投身革命，径直加入了珠河游击队，以无畏之姿踏上保家卫国、抗击敌寇的征程。 他们的精神，恰似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与赵尚志、杨靖宇、赵一曼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紧密相连、一脉相承，于岁月中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不断奋进。 面对死亡时，他们都表现出同样的平静和从容。 他们的姓名被历史的尘埃掩盖，尸骨被草草埋在刑场附近，无人认领。但哈尔滨这座城市，用自己的方式永远记住了他们。 尚志大街旌旗展处忆豪情，靖宇街巷古柏荫中缅忠魂，一曼街旁繁花簇里念英烈。这些街道，似历史长卷，镌刻峥嵘往昔，承载不朽精神。 这些路牌，就是对包括这十位无名英雄在内的所有牺牲者，最深沉的纪念。 一张由压迫者拍摄的照片，最终却成了反抗精神不朽的见证。它记录了生命的消逝，也投射出权力的算计、个体的尊严与历史的顽强。 十位义士虽已无名，但他们最后的凝视，穿透了岁月，成为一座永远无法被抹去的精神坐标。 参考资料：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赵尚志年谱》《东北抗联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