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侄孙女曾昭燏巾帼不让须眉，海外留学，从事考古事业，护送珍贵文物回国，毕生奉献给国家和事业。 说起曾昭燏这个人，你可能不太熟悉，但她是中国考古史上一个实打实的女性先驱。出生在1909年1月27日的湖南湘乡，那地方现在归双峰县荷叶镇，她是曾国藩弟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家族背景是典型的书香门第。父亲曾广祚是清末的县学秀才，对子女教育特别上心。从小她就没局限于女红那些传统活计，而是直接接触古籍，像《左传》这样的经典，她早早开始学起来。这在当时的女孩子里算得上少见，因为民国初年的社会风气还在慢慢变，女性教育机会不多。她十多岁时，表姐办了长沙艺芳女校，她就去那里念书，那学校是专门为女生开的，课程包括国文和时事，帮她打开了眼界。 艺芳女校毕业后，她本来想当老师，跟表姐一样教书，但哥哥曾昭抡觉得她该多见见外面的世界，就鼓励她考大学。她顺利进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那可是民国顶尖的学府。她先选了外语系，但中文底子太好了，老师一看她的古文水平，就建议转到中文系。转过去后，她跟胡小石这样的教授学，接触到不少古籍整理和历史研究。大学期间，她参与过一些古书分类工作，这让她对地下遗迹和出土物感兴趣。1933年毕业时，她拿到了文凭，但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就在金陵大学附属中学教了会儿高三国文。那时候教书挺稳定的，可她没满足于此。 哥哥的连襟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看她有这方面的天赋，就建议她深造考古。傅斯年当时在中国学术圈影响力大，他的推荐帮了大忙。在两位哥哥的经济支持下，她1935年去了英国伦敦大学，专攻东方学系的考古专业。这一步让她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女考古学家。伦敦大学的环境对她来说是全新的，她系统学了考古方法和博物馆管理，还拿到了硕士学位。留学期间，她去过大英博物馆，那里陈列了不少从中国流出的文物，这让她对文物保护有了更深的认识。1937到1938年，她还在欧洲考察博物馆，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院和慕尼黑博物院实习，学了田野发掘的技术，甚至参与了柏林地区和石勒苏益格的挖掘工作。 抗日战争打响后，她没选择留在国外当教职，而是1938年回国，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专员，负责大理地区的考古项目。那时候战乱到处都是，她带队在云南大理挖遗址，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和陶片。这些东西得藏起来避战火，她就把它们封进龙泉峰的洞穴里，等战后处理。战争结束后，解放战争又来了，国民党当局下令把部分文物运到台湾。她不同意这事，写信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说运出去万一丢了就是民族罪过。她还联合其他知名人士呼吁把已经运走的文物运回来。特别针对司母戊大方鼎，她用太大太重、包装难作为理由，尽力留住它。结果，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这件重达近一吨的商代青铜鼎和她一起留在了大陆。那鼎腹内有“司母戊”或“后母戊”的铭文，是商王武丁时期祭祀用的国宝，现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司母戊鼎的名称其实有争议。最早出土时叫“司母戊鼎”，郭沫若定名时把“司”释为祭祀的意思。但后来金祥恒等学者认为“司”是“后”的反书，古文字常见这种写法，所以改叫“后母戊鼎”。学术界到现在还有分歧，有人坚持原名，有人觉得“后”更贴合商代王后妇好（庙号戊）的身份。但不管怎么叫，这鼎是青铜时代巅峰之作，高133厘米，重量875公斤，铸造技术体现了商代冶金的先进水平。曾昭燏的努力让它没流失海外，这在文物史上是个关键节点。 回国后，她的工作重心转到博物馆。1949年后，中央博物院改组成南京博物院，她先当副院长，1955年升任院长。那时候博物院刚起步，她负责筹建展厅，组织专家鉴定青铜器，还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和治淮文物工作队队长。沿淮河考察时，她带队挖了不少遗址，记录了水库建设和文物保护的结合。她推动博物院收藏扩张，1959年司母戊鼎正式移交中国历史博物馆时，她全程监督包装和运输，确保安全。任院长期间，她编写了不少考古报告，像《司母戊鼎前言》这样的文章，介绍了鼎的出土和研究情况。这些工作让她在学术圈站稳脚跟，跟傅斯年、李济这样的男学者比肩。 曾昭燏一辈子没结婚，有人问起，她就说自己嫁给了博物馆。这话接地气，说明她把精力全扑在事业上。生活上她特别简朴，吃穿不讲究，薪水省下来捐给抗美援朝前线，买军需用品。1950年代，她还参与过文物普查，推动南京博物院成为全国重要机构。她的贡献不只在具体项目上，还在于为女性在考古界打开门路。那时候女性从事这行不容易，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能力。1964年12月23日，她在南京去世，享年55岁。走得早，但留下的遗产实实在在，包括那些保护下来的文物和她写的专业著作。
